中国考察队与阿德利企鹅：跨越30年的南极科学健康之旅

“嘿，我们回来啦！”

南极秦岭站附近，几只看似穿着黑白礼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阿德利企鹅歪着头，正打量着不远处热情挥手打招呼的中国考察队员。它们仿佛在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欢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每年南半球的夏天，秦岭站附近这片冰原和冻土都会如期迎来两批特殊的访客：一批是成千上万前来繁育后代的阿德利企鹅，另一批则是专门研究南极鸟类的中国科研团队。科学家们与这些极地“原住民”的对话，已经持续了三十多个春秋。

今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又一次如约而至，继续开展对这些极地“原住民”的监测与研究。他们的目光，始终追随着这片大陆上最活跃的生命线。

极地生态研究：听“原住民”解读环境变化

距离秦岭站数十公里外的恩克斯堡岛东部，有一片颜色偏黄、地势平坦的区域。这里是阿德利企鹅历经数千年时光开辟出的“育儿所”，粪便、遗骸风化后与碎石共同构成了它们独特的巢区家园。

2025年12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第42次南极考察队队员马明浩在秦岭站数十公里外的恩克斯堡岛东部阿德利企鹅巢区，使用无人机对企鹅群进行观测记录。

企鹅占南极鸟类生物量的90%以上。每年夏季，数万对企鹅从亚南极海域洄游至此，垒石筑巢、求偶产卵、轮流孵育，直至雏鸟换羽入海。它们在这里，上演着生命繁衍的年度大戏。

阿德利企鹅对海洋与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被科学家们视为南极生态系统的关键“生物指示剂”。它们种群数量与繁殖状态的细微变化，往往揭示了环境变化的深层信号。

我国对南极鸟类的系统性科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考察受条件所限，系统、持续收集数据很困难。随着我国极地科考能力提升，特别是南极秦岭站的建立，常态化、长期性、精细化的监测成为可能。

“监测它们的种群数量、繁殖成功率、时空动态、栖息地特征，就像在阅读一部动态的‘极地生态年鉴’。”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第42次南极考察队队员马明浩告诉记者，这些数据不仅能反映本地生态系统健康程度，更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对南极影响的一扇窗口。

记录与守护：对地球生命的尊重与珍视

今年考察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监测和研究阿德利企鹅的孵化模式。由于阿德利企鹅雌雄外观无异，科研人员对企鹅成体进行标记，分析双亲轮流孵育对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图为2025年12月拍摄的距秦岭站数十公里外的恩克斯堡岛阿德利企鹅巢区。

马明浩几周前观测到一只格外胆小的雄企鹅，稍有点动静就作势欲逃。几天后，它的伴侣接棒，却异常勇猛，对靠近的科研人员频频啄击。

“每只企鹅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是独特的个体。”马明浩说，这个有着“大女主”的家庭，成功孵化并喂养大了两只健壮的雏鸟。科研人员从这些生动的个体差异中，看到了生命的韧性。

每一次细致的观察，都蕴涵着对地球生命的尊重与珍视。科研团队也密切关注贼鸥等企鹅天敌的动态，开展有害生物监测，为这片重要繁殖地的生态安全提供预警。

三十年接力：从填补空白到中国方案

“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是最宝贵的。”中国第33次和34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雁云说，该校生命科学学院上世纪90年代踏上南极科考征程开始，老中青鸟类研究者十余人已持续研究南极企鹅30余年，正为解析阿德利企鹅种群动态与气候环境关联性，积累起独一无二的亚洲视角与中国方案。

资料图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雁云作为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在恩克斯堡岛与队友们行进，开展企鹅及栖息地研究。

近年来，我国引入无人机航拍、图像自动识别、声学记录分析等新技术，企鹅的监测研究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科学家们能更精准地掌握繁殖对数。

“极地生态研究需要代代接力。”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动物学专家、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长城站站长戴宇飞表示，我国企鹅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融合遥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声像监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并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共同探究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极地生态系统响应这一重大科学命题。

最新调查显示，恩克斯堡岛繁殖区的阿德利企鹅数量约3万对，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随着雏鸟羽翼渐丰，到2026年2月底，阿德利企鹅将携幼鸟离开恩克斯堡岛，重返大海。

研究数据正在汇入中国及国际的极地生物数据库，成为评估南极生态系统管理与保护成效的重要依据，也是我国参与南极条约体系协商、履行国际环境责任、贡献极地治理“中国方案”的科学基石。

这场跨越三十余年的科学守望，仍将继续。这不仅是中国极地科考迈进的坚定脚步，也是一群科学家与生命、自然、未来的无声约定。

策划：陈芳

统筹：吴晶、孙闻

记者：顾天成、徐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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