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作品改编：《飞不起》中的现实重塑

2026年伊始，大银幕上出现了两部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一部是鹏飞导演，蒋奇明与李雪琴主演的《飞行家》；另一部是董子健导演并主演的《我的朋友安德烈》。一个向上，试图冲破平流层，去触摸超现实的浪漫；一个向下，潜入冰封的深水区，去打捞那些被时代规训后的精神残骸。

电影《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均改编自双雪涛小说

虽然都出自同一位作家笔下，两部作品经改编后呈现出的影像气质却截然不同，这不禁会让影迷思考双雪涛小说在影视改编中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当失败不再被允许存在为一种经验，文学被改编翻拍究竟还剩下多少是现实，又有多少已被温情反复改写？

《飞行家》的原著小说更像是一部关于失败，关于理想破灭的编年史。高立宽和李正道属于父辈，他们的人生几乎完全嵌入革命年代的集体逻辑之中；李明奇和高雅风属于迷惘的一代，在理想退场之后，被迫直面生计、家庭与体制的衰败；而“我”这一代，则只能从当代回望，通过回乡寻人所见所闻试图理解这些已经斑驳的岁月。小说的过去、现在与回望过去的当下彼此交错，没有真正的中心人物，每个人都只是时代断面上的一个切片。小说中李明奇的“飞”从头到尾都只停留在语言和空想层面，是一种无法实现却又无法放弃的冲动。

但电影《飞行家》的改编选择了另一种叙事策略。鹏飞几乎放弃了原著中的多线结构，把所有叙事重心集中在李明奇一个人身上，将原本偏向群像与记忆的文本，改写成一条相对清晰的个人故事线。这种转变，最直观地体现在人物关系的重构上。高雅风在小说中对李明奇谈不上有深厚感情，她更多是家庭结构的一部分，是世俗生活本身；而在电影里，这一角色被赋予了明显的主体性：她提出开舞厅、参与筹钱募集物资、抵抗着心理的巨大压力支持丈夫“再次飞行”，几乎成为李明奇能够继续“折腾”的现实基础。电影涉及夫妻关系的戏份虽然不多，却凭借冰天雪地里“别冻着”这样一句质朴的关心，拍出失意家庭无声却持续的互相托举。

李雪琴饰演高雅风，蒋奇明饰演李明奇

与此同时，电影还加入了原著中并不存在或描写较为单薄的角色设置。庄德增作为双雪涛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在《飞行家》中被处理为投机取巧的生意人，承担起推动情节冲突的功能；而高小峰本是小说中的旁观叙述者，改编让李明奇对高旭光的愧疚，转移并投射到了高小峰身上，多年前那场意外留下的创伤，成为这对夫妻始终无法卸下的心理负担，也为李明奇重新“起飞”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理由：小峰的手术费，成为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压力。

李明奇的飞行披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外壳，却内里充满心酸与无奈，他并非主动追逐梦想，而是在经济困境与情感愧疚的双重挤压下，被迫走向那场近乎孤注一掷的尝试。电影在情绪层面成功调动了观众的共情，但这种共情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商业叙事特征。高潮段落中，李明奇在冰河上艰难站起、挺直身体，那一刻他似乎完成了自我证明，却又并未真正改变任何处境。与其说这是一次英雄式的飞行，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被生活磨平的人，在走投无路时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尝试。

《飞行家》剧照

希腊神话中，少年伊卡洛斯因飞得太高、翅膀被太阳融化而坠海身亡。小说里的李明奇，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型伊卡洛斯，他知道自己飞不起来，却仍然执着于飞行，最终甚至只能以“消失”的方式退出现实叙事；而电影里的李明奇，则是一种“低空飞行”的伊卡洛斯，他不再试图触碰太阳，而是在安全高度内为撑起整个家而起飞。《飞行家》电影所呈现出的“温暖现实主义”是对小说先锋主义的保守回撤。

相比之下，《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改编路径看似更克制，但同样发生了方向性的转移。原著小说几乎完全建立在李默的少年记忆之中：校园生活、师生关系、考试制度、家庭经济压力，这些极其具体的现实细节，共同构成了安德烈命运的社会背景。而电影选择以成年李默回乡奔丧为现实主线，通过不断插入回忆片段，将少年时代与当下时刻交织在一起。安德烈逐渐变成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李默年少时代的投影。这种结构调整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情感重心的转移。小说里的友情更多来自细节积累，是在日常互动中自然生成的理解与认同；电影里的友情则被整理成一条完整的情绪线索，观众跟随成年李默重新回到过去，不断确认失去、遗憾与和解的意义。

董子健饰演成年安德烈

同样重要的是，电影明显弱化了原著中那些具体而锋利的社会语境。择校费、阶层差异、教育制度的压迫感，在影像中被淡化为更普遍的成长孤独与精神疏离。安德烈的命运不再主要指向现实结构，而更多被处理为一种无法挽回的青春记忆。如果说小说里的安德烈，是被现实推走的人；那么电影里的安德烈，更像是被记忆保存下来的人。原著的冷峻，在影像中被替换成一种柔软的回望姿态。

将《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共通点：两部电影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动削弱了原著中最重要的现实锋芒，而选择强化情感体验与个体叙事。两部电影的方向不同，但结果相似，都让双雪涛小说中那种充满留白的现实书写，变得更加温暖、可共情。这或许正是双雪涛在影视改编中所面临的核心困境。他的小说擅长书写的是“无力感”：人如何在时代变迁中逐渐失去选择权，如何在现实结构中被动滑落。而电影作为一种高度依赖情节与情感反馈的媒介，天然需要“行动”、“转折”和“意义”。于是，在改编过程中，失败被重新解释为坚持，消失被重新命名为重逢，冷峻被转译为温情。文学中的空白，被影像填满；小说中的迟疑，被电影填满。

从这个角度看，这两部电影并不是简单地改编双雪涛，而是在用影像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一种以失败为核心经验的文学，被带入需要希望与情感回报的电影结构时，它究竟还能保留多少原本的重量？

《飞行家》给出的答案是：让人飞起来；《我的朋友安德烈》给出的答案是：让人回得去。

而双雪涛小说真正留下的那个问题，或许恰恰在这两种答案之外——在那些飞不起来、也回不去的时刻里，人要如何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钟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