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AR游戏如何让“有始有终”重新获得挑战意义

图腾（布面丙烯、喷漆）柒先生，选自M艺术空间法国艺术家柒先生（Seth）展览“小辰光”（L’enfance de l’art）

前不久，我受邀与医学专家王一方教授和景军教授对衰老和死亡话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下图）。在准备对谈的过程中，我的认知边界不断地被刷新，我逐渐看到科学边界和医学语言的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日渐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的显形。这让身处人文学科中的我，感到一丝振奋。比如安宁疗愈中的一种创新疗法——传记疗法，通过老人与AI的交互，以口述史的方式帮助其梳理人生轨迹、确立自我价值，并完成个人传记的撰写，由此获得尊严感。

对谈那天晚上北京的气温已达到零下十六摄氏度，比当日的北极还要低六摄氏度。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来的大部分观众是年轻人，王一方教授和景军教授说，这是因为年轻人总觉得死亡离自己很遥远，所以谈论这个话题不会让他们感到太过焦虑。这时，观众席中有一位读者举手，她提到了AR幽灵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用技术重现逝去的亲人，逐步实现虚拟陪伴，而它的关键突破是，它是一个可以交互的虚拟形态。它利用生前收集的全息数据、语音记录和行为习惯，在现实空间中生成一个等比的全息投影。它不仅可以和人类产生时时对话，还可以变成影子。比如当我们戴上AR眼镜走进客厅，我们会看到已逝者坐在那里和我们像往常一样对话。听完这个描述，我想起了李安的那句话：我虽然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回去的路上，我靠在出租车的玻璃上观察雾气蒙蒙的窗外。不得不承认我被AR幽灵的概念吸引住了，并且已经开始想象我接下来想要复活的人们的名字。不仅如此，我还往前了一步，思考它的可实操性。比如那些人的照片是否齐全，生前是否还有日记材料的保存，录像里的声音是否清晰完整。复活别人——这样的想法不禁让我背脊发凉。

我会去读一些行业以外的书籍，或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交流，以此来打破惯性形成的壁垒。2020年左右，经朋友推荐，我看了《上载新生》这部电视剧。这个故事讲述的是，肉身结束之后，人类的意识将被上传，人在另一个空间里仍然可以说话、争吵、恋爱，继续参与社会关系，人们不会再失去彼此，只是从现实空间切换到了云端空间。

《上载新生》（第一季，2020）剧照

六年后的今天，那个在六年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上载新生》里的世界，正逐渐向我们靠近。我想它之所以令我如此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离奇，而是假如这样的世界到来，我们的世界里将没有任何东西被允许结束。

失去曾经是一种不幸的结果，是发生在生命终点或者关系破裂时的意外。但如今，只要技术足够进步、系统足够完善，我们就可以避免失去、修复失去。但仔细想想古往今来，失去本就是一种人类必须学会承受、理解并完成的能力。

懂得失去，意味着有些东西不会再回来，有些关系无法修复，有些位置永远空缺。它要求人接受不可逆转，接受终结，接受世界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消失而停止旋转。正因如此，失去才如此痛苦，也如此重要。

当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被保存、被回调、被修正，当关系没有真正的终点，选择就不会再承担决定性的后果。爱不再需要冒险，承诺也不需要再被兑现。这一切就像模拟人生的游戏一样，我可以随时存档，随时回到我想回到的那一天，那个位置，我可以随时回到它们中间，反复咀嚼它们的甜蜜，回避那些痛苦撕扯的时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是不是被剥夺了消失的尊严呢？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失去是世界结构本身的属性。更进一步说，失去意味着，不可回返，某种存在从回应关系中退出，而这一退出具有不可逆的特质。存在之所以对主体具有意义，是因为它可以回应、可以介入、可以被关联。当这种回应关系被永久切断，失去才能发生。

我们对失去的理解，绝不仅仅停留在心理创伤的层面上，而是我们在不断地进行关于世界结构的学习。当世界并不能保证持续回应主体的欲望与期待的时候，这关乎我们将如何在时间里自处。

这也是为什么任何试图通过技术维持回应的行为——无论是模拟、复刻，还是交互，都会在结构上破坏失去这件事本身。当技术继续发展，或许机器会产生一种共识：失去被视为一种失败，而不是一种必须完成的过程。一旦系统默认：人们的哀悼时间应该被缩短，空缺应该被填满，那么人就不会仅仅在面对失去“失去”的能力，而是我们将被训练成不再能够容忍缺席的世界。

或许我们会将数字技术理解为更高级的工具。但这种理解仍然过于片面，它真正改变的不单是效率，而是时间与存在的组织方式。工业时代，机器加速了生产，在数字时代，系统开始管理记忆、取消终结。这一点与工业化的不可逆性高度相似。正如过去工业化的发生，我们再也不可能整体退回手工业社会。所以，现在当数字化一旦完成基础设施的铺设，我们的人类文明将再也无法回到一个能被遗忘的世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对回应结构的根本破坏。

我们不会再穿越失去的痛苦了。这一点听起来实在太过于迷人。汉娜·阿伦特曾经为我们提供过一个重要的启示：行动之所以严肃，正是因为它无法撤销。而一旦一切都可以回退，那么行动本身也就失去了伦理的重量。

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二卷里，出现过盖吉斯之戒的讨论，放在这里同样适用。格劳孔形容如果手里能有一枚让佩戴者随意隐身的魔法金戒指，转动宝石朝向手心则隐身，转回则显形。对于这样的一枚戒指，人们的佩戴与否直指关于人性欲望的母题。有关这枚戒指的讨论，如今又回到了我们面前，可是它早已不同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仅仅有这一枚戒指，而是每一个人都将拥有这样的一枚戒指。对于是否佩戴它，这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