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AI浪潮下，电影的灵魂还能与观众相遇吗

文 | 韩浩月

最近，一则关于AI短片《霍去病》的消息传遍了网络：“3人48小时完成，成本3000元，播放量突破5亿次。”这组颇有冲击力的数字，迅速点燃了大众对AI影视创作的好奇。随后，《霍去病》的导演杨涵涵亲自出面，澄清了传闻中夸大的部分。尽管传播过程掺入了水分，但作品本身呈现出的“电影级品质”，确实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谈到AI对电影业的冲击，杨涵涵的观点很明确：技术永远要服务于创意，会用工具不算本事，会讲故事才是核心。动画师阿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在算法的浪潮里，最终能打动人心的，终究是故事本身。

这股持续涌动的AI风潮，正不断推动着电影创作者进行积极的应对与思考。春节期间，由导演贾樟柯监制的Seedance2.0贺岁短片《贾科长Dance》刷屏网络。贾樟柯对此显得颇为从容，他说：“我并不担心技术会不会‘取代’电影。真正重要的，还是人如何使用技术。”前不久，在广西南宁的一场电影展映活动上，导演陆川、王潇潇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跨界专家傅可晞，围绕AI对电影产业的影响展开了深入交流。他们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创作者与AI的“共创”已是不可逆的趋势，正确的方向是用AI去赋能创作者，而不是碘伏电影工业。

在“赋能”与“碘伏”这道选择题面前，电影人的视野、观念与站位，将直接决定他们在AI时代的真实影响力。

“技术平权”的冲击

AI的快速进化，对电影业最直观的冲击是什么？答案是：专业壁垒的消融。编剧、导演、摄影、音乐、美术……这些曾经神秘而陌生的专业领域，正变得触手可及。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岗位的专业价值，乃至在行业细分领域的垄断性，都将被前所未有地稀释。AI正在冲垮电影创作的传统分工与合作模式，电影的集体创作特性，或将大规模转向个体创作——如果一个人具备超群的头脑、清晰的电影概念、出色的结构与叙事能力，并且能与AI建立高效的协作，那么，一部电影完全有可能在AI的助力下，从个体的手中诞生。

当然，要完全接受电影从集体合作转向个体出品这一现实，公众和行业仍需一些时间和认知上的调整。对于那些深受传统电影创作观念浸润的从业者而言，他们在承认AI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捍卫着电影的固有形态与核心价值，即使其中包含着一些已然落伍、即将被淘汰的构成。

电影行业对AI这种“既期待又担忧”的矛盾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任何行业的人，在面对恢弘而不可阻挡的未来时，都难免感到自身的渺小。在此背景下，强调历史的辉煌、过往的成功、经典的传承，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不过，随着AI技术的突飞猛进，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电影人对AI的期待正逐渐压倒担忧，拥抱技术进步将成为主流选择。

AI对电影产业最清晰可见的影响，无疑是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过去需要几百人团队的项目，现在可能压缩到几十人甚至几个人；史诗电影中动用成千上万群众演员的大场面，AI可以轻松模拟填补……AI填平技术鸿沟的速度快得惊人，效果也足够彻底。

曾几何时，耗费巨大人力进行“CG渲染”、为了让动物毛发栩栩如生而投入海量资源，是特效电影引以为傲的宣发重点。然而，随着算力的飞速提升，这些曾经的技术门槛正在断崖式降低，甚至即将成为AI的基础功能。未来，创作者或许只需要给出精准的指令，便能实现理想的效果。

电影行业在充分体会AI时代的“创作平权”与“知识平权”之前，最先感受到的，是“技术平权”那山呼海啸般的冲击。在这股汹涌的潮流下，电影行业的纯技术工种将首当其冲。导演作为创作核心，其指导性和掌控力固然仍在，但在“技术平权”之后，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

毕竟，当技术的鸿沟被填平，人们或许可以绕过漫长的专业培训与实拍训练，仅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出色的指令能力，就能完成导演的工作。这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引发了深刻的行业自省。

凸显创作者极致的个性

2025年末公映的《阿凡达3》，其美国本土票房低于预期，在中国市场，与十多年前横空出世的第一部相比，票房堪称“暴跌”。今天的观众为何不再那么迷恋《阿凡达》了？除了影片时长、故事本身的因素，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AI时代，特效已成为网民视觉消费的日常。观众对炫目特效的兴趣减弱，直接导致了“大片时代”的退烧。可以预见，当特效成为人人皆可掌握的工具，技术在电影魅力构成中的占比，只会进一步弱化。

2019年，李安那部以技术见长的《双子杀手》遭遇市场滑铁卢，可以视为观众对电影技术“祛魅”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在欧美，由AI或以其为主要辅助手段制作的《乌鸦》《冰霜》《AI创世者》等作品则令人大开眼界。它们与传统电影一样，在国际电影节上入围甚至获奖，显示出世界电影业对AI降本增效的实用价值，抱有超乎寻常的兴趣与接纳度。

有趣的是，当讨论技术对电影的影响时，AI的设计者乃至AI本身，或许比传统电影人更具发言权。也许正因如此，一些电影人才会将关注重点，放在强调AI时代的“创作平权”与“知识平权”上。他们认为，AI时代的好处在于，能让那些没资金、没团队、非科班出身的青年创作者，借助工具挺进电影业。然而，诸如“把AI当作助手”、“给AI署名”这类观点，其底层逻辑，依然是“创作者中心论”或“人类中心论”的潜意识体现。

实际上，过于强调“平权”，其背后可能隐含着一丝“AI恐惧”，仍是一种偏保守的观念。将AI视为纯粹的工具，而不赋予其过多人文或情感色彩，或许更有利于传统电影人平滑地跨入AI时代。所谓“给AI署名”的浪漫想象，其背后也可能是创作者某种程度的妥协或惰性。在电影业逐渐被AI包围的当下，与其反复探讨各种层面的“平权”，不如全力凸显创作者极致的个性。唯有充满人文温度的创新创意，以及与观众达成的深度共鸣，才能使一位创作者真正脱颖而出。

需要明确的是，凸显个性，并非要对电影的百年传统、固有魅力与核心价值进行碘伏。恰恰相反，创作者需要将个性表达当成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去剔除电影创作与生产中那些落伍的经验、过时的手法和重复的表达。

近年来，好莱坞大片模式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电影也时常困在相似的创作模板中难以突破，这与创作者普遍缺乏具备强大穿透力的个性不无关系。眼下，电影观众的审美早已分化，未来市场必然会进一步细分。单一创作个体或作品想要赢得全民喜爱的可能性，正在逐步降低。即便在细分市场中，也只有那些辨识度极高、能持续制造惊喜、带来全新体验的创作者，才能被观众欣赏和追随。平庸的、无法带来任何意外的创作者，即便手握最先进的AI工具，也终将湮没无闻。

回归热爱与纯粹

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即便电影产业的双脚已经跨进了AI时代，行业内仍有可能重演技术与金钱层面的比拼。比如，竞相使用更前沿的技术，或通过“氪金”获取更高算力——这仍是现阶段行业竞争惯性思维的延续。

在未来，技术与资金固然是必要的保障，但它们很难再成为电影创作的顶层思维。与此同时，那些被传统电影人分外看重的视觉、画面、质感、表演等要素，其意义也将变得微妙起来。一方面，创作者与观众都将默认，AI的创造能力很可能超越人工，这意味着创作者必须更加竭尽所能，而观众对以假乱真的“电影宇宙”也会要求更严苛；另一方面，历经AI全方位洗礼的观众，会愈加珍视电影的“灵魂”。唯有那种可感受、可体会、甚至可触摸的电影灵魂，才能抵消AI制造所带来的强大“虚幻感”，让观众觉得自己的心灵，依然能通过电影得到真实的抚慰。

关于电影的灵魂，历来有诸多指向：它是故事高度统领下的精神内核，是人物形象与语言的具象凝结，是艺术表达的纯粹升华……而在AI时代，电影的灵魂将更明确地贴近情感与人性的深度碰撞与融合。当AI能够模拟万物，人的意识、情感与人性本身便显得分外珍贵。这份珍贵，既需要内心的自觉与自省，也需要外界的提醒与刺激。电影作为最常见的大众文艺形式，在表现情感与人性方面的载体作用，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正如人们一再强调的那样，电影由技术、视觉、娱乐构成的感官享受依然重要，但摆在第一位的，终将是电影是否还具有让观众“忘我”的吸引力。真正的好电影，总能引导观众从单纯的“观看”，跃迁至全身心的“进入”。而能让观众“进入”的电影，必然具备一种力量——让观众的灵魂与电影的灵魂相遇，并共同获得升华。

因此，面对AI带来的机遇与压力，对电影人而言，重要的或许不是空谈生存、技术或技巧，而是审视自身：为了迎接AI，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其中哪些是无效的，哪些是有效的？更需要重新打量自身与电影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回归那份最为初始的热爱与纯粹。AI给了所有电影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面对这个机会，电影人要做的不是将自己关在门外，而是应该借助AI的浪潮，让电影那份与生俱来的造梦功能、文化承载与情感寄托能力，得到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刊于2026年3月19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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