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值得深思的采访】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

【一篇值得深思的采访】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

读到南方周末的这篇专访，心情不免有些沉重。它再次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相：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易。无论身份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身处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在精神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往往殊途同归。最终你会发现，许多曾经追逐的东西渐渐褪色，而“活着”本身，成了最坚实也最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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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为什么说写《生死十日谈》是“自我救赎”?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背井离乡，走向陌生的远方。童年时，没人会告诉你，人生奔往的终点是死亡。接受的教育，总在催促你向前：从屯街到小镇，从小镇到县城，再到更大的城市。我们一程一程奔赴的，是地名背后那个看似广阔却虚无的空间。那时，你或许怀抱着强大的信念，它与你和睦共处。

然而，总有一天你会察觉，前方除了“前方”本身，并无实质；唯一确凿的实物，竟是苍老与死亡。那一刻，信念骤然断裂，所谓的人生意义也开始摇摇欲坠。到头来，工作、事业似乎都不再紧要，如何“活着”反而成了核心。

写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关乎个人的心灵救赎。试想，当一个男人站在你面前，仰天诘问：“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拆房，为何让石头砸断我的脊梁？脊梁断了无法养家，为何妻子又突然离去？妻子走了，为何连我15岁的女儿也撒手人寰？”在感受到彻骨悲凉与无助的同时，你不得不与他一同，在绝境中搜寻活下去的理由。

南方周末：你曾在老家基层挂职两年多，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

“新农村建设”这个词，听起来总是令人振奋。在我的老家，就有不少试点。国家投入巨大，有的是整体移民搬迁，将散落在沟岔的房屋拆除，每户给予一定补偿，集中盖房、修水泥路、安装太阳能和路灯。有的则在原村庄推进“六化”：硬化（水泥路）、绿化、净化、亮化、美化、气化（煤气）。

但现实往往充满纠结。比如整体移民，盖新房需十几万，一些家庭没有积蓄，政府的补偿款根本不够。搬家后，离自家的果园、耕地更远了，留守的老人、儿童几乎无法回去耕种。

起初我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理当倾听农民的声音，不能让城里人决定农民的命运。后来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谁是“农民”的主体？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父母？

如今的农民后代，愿意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已经很少。分到手的耕地，即便耗尽力气，也难以支撑他们绚丽的梦想。他们的梦想，几乎无一例外是通过打拼进城，买房安家。

于是，土地留给父母，或任其荒芜；妻子留守，丈夫外出。这才是真正令人纠结之处：新农村实现了“六化”，有了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可乡村若变成空巢，这些现代化成果由谁来维护？他们的生活习惯由谁来引导改变？当年轻人无法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新农村的未来又在哪里？

南方周末：很多省份在试点“土地流转”，在让农民进城搞城镇化的同时，把农民土地收回，由专门的农业公司和农民联合体耕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政府提出了发展沟域经济和现代农业，鼓励有资本的人到农村投资，搞设施农业、生态农业，以期重新唤起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于是，一波又一波城市老板来到乡村。他们大致分两种：一种确有实力，在都市打拼后产生了“精神上的逆城市化”，真心想回乡创业；另一种，实力未必雄厚，但受到政策补贴的吸引，意图通过投资套取政策红利。

第一种人干起来了，场面轰轰烈烈。他们从农民手中流转大片土地，有的甚至成为乡村的带头人，被树立为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模范典型。因为他们，农民不用出门就能赚到钱。然而，农民的忧虑并未消失：这些投资者家在城市，他们的子女未必愿意来乡村继承事业，他们自己是否有一天会突然抽身离去？即便不考虑长远，这种能吸引投资的村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村庄并没有这样的机遇和条件。

第二种人也干起来了，同样轰轰烈烈地圈了地。他们特别渴望在政策扶持下大赚一笔，但其行为缺乏情感与资金的双重支撑。一旦发现农业投入产出周期过长，一两年后，热情便沉寂下来，或者兴趣转移。

南方周末：农民在这个环节中没有选择权。

任何一场变革，总难免伴随牺牲。但在这牺牲背后，我们往往能看到一个无形的操纵者——它不是某个人，而是“政绩”。

假如有一天，大老板身心俱疲，退回城市，我们的农民该怎么办？当小老板无力经营，将流转出的土地撂荒，农民又该如何是好？最终，所有问题还是落回农民肩上。于是不禁再次思考：在这场改变农民命运的运动中，究竟应该由谁来做决定？

有个例子值得一说。一对夫妇在乡村散养庄河大骨鸡，不用任何化学饲料。规模从一百只发展到一千只，再到两千只、四千只。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有位在造船厂工作的亲戚。当城里人都在担忧吃不到安全的鸡和鸡蛋时，这位亲戚便鼓励小两口为企业工人供应安全禽蛋。结果，他们的信誉得到呵护，鸡场越做越大，荣誉感、自尊心和收入都得到了满足。

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农民自主改变的可能。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那位亲戚，他们如何与城市建立这种良性互动？政府有没有可能主动搭建并参与这种城乡互动的循环？事情确实非常复杂。

南方周末：更年轻的农村人，不会种地不回乡，城市也进不去，融入很困难。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在为温饱和生存辗转。在家乡信访局，我听到过令人心酸的案例。当年，人人向往城市，一户农民托关系把户口迁进城里，住到城郊，成了“非农户”。多年来，他一直等着街道拆迁，拿补偿、住高楼。结果二十几年过去，未能如愿。突然有一天，农村开始发放养老金，六十岁每月可领钱，生病还有一定额度报销。可他已不是农村户口，无法享受这些政策照顾，于是开始四处上访。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海边村子的人，当年听说乡政府要搞小城镇建设，便设法把户口迁到镇边。结果等来等去，政府计划变了。而他迁出的村庄实行滩涂流转，每亩补偿上万元。他又想回去，为此上访。且不说政策是否允许，原村子的村民就坚决不同意。在发展变革中，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南方周末：有没有你想不通的故事?

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越看越忍不住叹息。起因往往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却走向了绝路。

《生死十日谈》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如此。婆媳因小孩在炕上拉了一坨屎而争吵。媳妇娇生惯养，天天上网，不做家务。她骂了婆婆，婆婆便喝了百草枯自杀；媳妇吓坏了，喝了点豆腐卤水，也死了。刚听到时根本想不通。但若向人性深处探看，理由便浮现出来：儿子和媳妇是80后独生子女，都想进城买楼生活。可公公习惯农村，讲排场，在农村盖了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觉得对不住媳妇，把她当宝贝一样养着，不让干活。结果，宠惯过了头，悲剧就此发生。

促使我书写生死的最大动力，并非为了展示农村多么落后、贫困，或社会状况多么糟糕。真正触动我的，是看到那些活着的人如何坚强地活着，以及死去的人为何选择死。我们常说，现在的人缺乏尊严和高贵的情感。但我在一些自杀者身上，恰恰看到了这种高贵的情感。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当尊严闪耀光芒的那一刻，你无法不为之震动。

在采访这些故事时，我也再次深切感受到：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精神层面，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