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如何应对海外传播挑战

最近梳理了几家海外头部AI公司的传播策略，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不仅仅是团队规模的大小，更关乎叙事逻辑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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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Anthropic。这是一家典型的使命驱动型公司，其整个叙事体系都牢牢锚定在“AI安全”这个核心命题上。公司的对外表达，几乎全部围绕这个使命展开。

他们的传播团队规模，在2025年底就达到了80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国内不少AI创业公司，全公司上下加起来，可能还没人家一个传播部门人多。而且，这个团队还在持续扩张，营销品牌、公共政策等岗位都在招聘。

这80人的分工极为精细：企业传播、产品传播、政策传播各成一条线，欧洲和中东市场甚至还有独立的团队负责。2025年11月，公司将Sasha de Marigny提拔为首席传播官，她直接向总裁汇报，地位可见一斑。Sasha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她是Anthropic第一位传播岗员工，从公司只有她一人做公关开始，一路伴随公司成长至CCO，是典型的“从0到1”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Anthropic的叙事打法独树一帜。当其他AI公司的CEO都在大谈机遇、愿景和未来时，其CEO Dario Amodei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却是风险、威胁和底线。他甚至公开警告，AI可能在五年内取代一半的白领岗位。2026年初，公司更是直接拒绝了美国国防部关于取消Claude某些使用限制的要求，态度鲜明。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效果如何？当市场充斥着对AI的乐观赞美时，一个持续强调“安全与责任”的声音，反而能迅速建立起独特的认知。最终，“那个讲安全的AI”成为了Claude在用户心智中的鲜明标签。

最能体现其风格的一件事是：Anthropic发现某外国政府试图利用Claude进行网络攻击后，没有选择掩盖，而是主动撰写博客公开披露此事。这种“用自身问题换取公众信任”的反向操作，背后必然有一支成熟、自信的传播团队在支撑判断和兜底。

翻看其招聘要求，一个细节值得玩味：企业传播负责人的岗位描述中，明确要求候选人需“认识到仅靠传统主流媒体的局限性，并对互联网文化和新媒体生态有深刻理解”。同时，“翻译”一词被反复提及——即将复杂的AI能力，“翻译”成公众能听懂、能共鸣的故事。

再看OpenAI。提到它，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Sam Altman。事实上，Altman的个人博客、社交媒体、国会证词及各类公开演讲，构成了OpenAI最核心的传播渠道。其公关团队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他展开：控制节奏、放大声量、处理危机。

当然，OpenAI也有专业的传播团队。例如Hannah Wong，她于2021年从苹果加入，在OpenAI经历了近五年，从公关总监升至首席传播官，亲历了ChatGPT的爆发式增长、用户量从零到数亿的飞跃，以及2023年那场惊心动魄的董事会风波。然而，她在CCO位置上仅一年半，便于2025年12月宣布离职。

她的离职并非孤例。2025年，OpenAI经历了一波高管离职潮，联合创始人、CTO、多位研究负责人相继离开。目前，公司正在招聘下一任CCO，而牵头招聘的是CMO Kate Rouch。由市场负责人主导传播负责人的选拔，这个安排本身便暗示了公司未来的倾向：希望传播战略能与产品战略、品牌定位结合得更加紧密。

将OpenAI与Anthropic对比，差异非常明显：Anthropic走的是“机构叙事”路线，有明确的公司立场和体系化的执行团队，即便更换CCO，整个传播机器仍能运转。而OpenAI则是典型的“领袖叙事”，极度依赖创始人驱动，其传播体系的根基与Altman个人深度绑定。

另一家公司Perplexity也设有首席传播官（Jesse Dwyer），团队规模不小，架构看似规范。但问题出在其CEO——31岁的印度裔亿万富翁Ara vind Srinivas身上。

这位CEO以“敢言”著称。2026年3月，他在知名播客“All-In”上直言，AI导致的大规模裁员是“值得期待的美好未来”（原话“glorious future”）。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与此同时，公司还面临BBC、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版权侵权诉讼。

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局面：产品体验出色，用户增长迅猛，但CEO不断制造争议，业务又官司缠身。其传播团队的大量精力，不得不耗费在“灭火”和“补窟窿”上。Jesse Dwyer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曾坦言，在AI行业，没人敢自称全知专家。这话听起来谦虚，实则也是一种务实的传播策略——先降低外界预期，为CEO的“直言不讳”预留缓冲空间。

还有一家风格迥异的公司：Cursor。

它与前三家完全不同。其年收入已突破200亿美元，超半数世界500强企业都在使用，规模堪称巨头。然而，你几乎找不到关于其传播团队的公开信息：没有传播负责人，LinkedIn上看不到相关岗位，创始团队也极少接受采访。

它的传播方式极度依赖产品本身。开发者觉得好用，便在社区自发推荐，口碑由此裂变。没有公关稿，没有媒体关系，没有创始人IP，纯粹靠产品力驱动。这与国内的DeepSeek有相似之处，后者也曾以零公关投入，在短时间内实现日活暴增。

这种“零公关”模式能成立，有一个关键前提：核心用户是开发者群体。这群人本身就不太受传统公关影响，他们更相信亲手测试的代码和实际体验。产品好坏，一试便知。然而，一旦目标用户扩展到大众消费者、投资者或政策制定者，这条路就很难走通了，因为这些群体需要有人来“翻译”技术的价值。

看完海外案例，不妨再看看国内的情况。在招聘平台上搜索国内几家头部AI公司的相关岗位，结果颇有意思。

百川智能正在招聘公关专家和经理，方向明确聚焦于AI医疗。岗位要求强调，需要将技术内容转化为普通人能理解的传播素材。这表明公司正深耕垂直领域，需要有人讲述“AI+医疗”的落地故事。

月之暗面则挂出了大量AI达人营销岗位，偏重投放和增长，另有一个政务事务经理岗位负责对接网信办。独立的品牌公关岗位并未看到。这与其一向打法吻合：早期依赖创始人杨植麟的个人叙事，市场部负责流量投放，中间的品牌公关层似乎并未专门搭建。

已上市的智谱AI更有意思。其市值一度超过3200亿港元，但在招聘平台上却搜不到一个明确的公关岗位，仅有一个挂在HR体系下的雇主品牌文案策划。考虑到其深厚的清华学术背景和大量国资股东，其传播工作很可能更侧重于政府关系与学术声誉通道，而非市场化公关招聘。

阶跃星辰同样没有搜索到相关岗位。

综合来看，四家公司中，两家在招聘经理/专家级别的公关岗，两家则完全没有。与一些行业人士交流后的反馈也大致相似：团队各司其职，或有负责达人投放的媒介，但缺乏体系化的顶层传播设计。在公司快速发展期，大家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至于互联网大厂（如百度、字节、阿里、腾讯）的AI业务，其传播通常可直接嵌入现有的成熟公关体系。它们面临的挑战不同，不在于从零搭建，而在于原有团队能否跟上AI领域瞬息万变的节奏。

将国内外情况并置，差距显而易见：Anthropic一家公司的传播团队就达80人规模，OpenAI和Perplexity均设有首席传播官。而目前国内，尚无任何一家AI创业公司将传播体系建设到同等量级。

差距背后的启示

差距客观存在，但盲目照搬没有意义，两边的市场环境与媒体生态截然不同。不过，其中一些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首先，明确对话对象。

Anthropic将传播分为企业、产品、政策三条线，并非单纯因为“有钱养得起”，而是基于一个清晰的认知：公司需要同时与政策制定者、开发者、企业客户三类人对话。这三类人的语言体系、关注焦点和信任建立方式完全不同。用开发者的语言向政策制定者汇报，会显得不专业；用官话与开发者沟通，则可能直接被无视。

反观国内不少AI公司，一个公关经理可能既要对接媒体、撰写策略，还要处理舆情，看似什么都做，但每项都难以深入。

其次，认清发展阶段。

公司处于不同阶段，传播的权重和打法截然不同。融资期，创始人亲自下场讲述故事可能就足够了，月之暗面早期便是成功案例。但上市之后，这套玩法就行不通了。老板的每一句公开表态都可能影响股价，每一次高管变动都可能被解读为负面信号。像MiniMax和智谱这样市值数千亿港元的上市公司，若没有专业的传播团队保驾护航，无异于在舆论场中“裸奔”。

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压力测试：假设公司明天突然登上负面热搜，能否在两小时内有人拿出系统的应对方案？如果能，说明基本功尚在；如果不能，那么风险可能随时爆发。

最后，关于人才选择。

观察下来，国内的公关总监大致可分为几类：渠道型（媒介出身，人脉资源深厚）、策略型（方案漂亮，节奏感强）、内容型（文笔出众）以及市场营销型（擅长营销整合）。想找到一人兼备所有长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回顾海外AI公司的招聘要求，会发现它们格外看重一种可称为“翻译”的能力：将复杂技术翻译成公众故事，将产品价值翻译成资本叙事，将潜在风险翻译成公众信任。

更务实的做法或许是：寻找一位在“翻译能力”和公司当前最急需的某项能力（如渠道或策略）上有突出长板的人才。给予他/她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在实战中补足其他方面的能力。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好处：为人才提供成长空间。一个能看到成长路径的人，与公司的绑定会更紧密，更有可能陪伴公司穿越多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