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无疑是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份纲领性文件不仅再次确立了“以审判为中心”这一核心改革方向，更重要的是，它系统总结了前期试点经验，推出了一系列具备高度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为各级法院提供了兼具指导性与实用性的行动指南，进一步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在相关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透露，中央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制定更为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革文件，旨在进一步厘清非法证据的界定范围与认定标准，规范排除程序，以期逐步减少并妥善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确保司法公正。

关注1：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历史冤假错案，曾严重冲击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追溯根源，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往往是关键诱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始终面临现实挑战。

此次《意见》旗帜鲜明地重申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凡是经审查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必须依法予以排除，绝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具体而言，《意见》清晰划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必须坚决排除；侦查机关收集物证、书证若不符合法定程序，且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又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同样应当排除。

一项关键的程序性创新是确立了“先行当庭调查”原则。这意味着在法庭对案件实体事实进行调查之前，必须优先审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合法的证据才能进入后续庭审，不合法的则被阻挡在法庭之外。戴长林对此解释，这相当于设置了一道“安检门”，从源头保障证据质量。

此外，《意见》对讯问录音录像的审查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于法律要求录音录像的案件，如果公诉人无法提供，或提供的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问题，导致无法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相关供述就应当予以排除。

为确保审查落到实处，《意见》还强化了侦查人员的出庭义务，明确规定不能简单地用一纸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来代替侦查人员出庭。如果经法院通知，侦查人员拒不出庭说明情况，导致证据合法性存疑无法排除的，那么该证据也应被排除。

关注2：达到什么程度属于“疑罪”？

“疑罪从无”原则在落实中为何困难重重？戴长林分析指出，问题往往出在源头。如果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未能发现和解决的事实证据问题，最终都会堆积到审判阶段。法院一旦受理了证明标准先天不足的案件，就容易陷入“定放两难”的困境：如果勉强下判，既违法又可能酿成冤案；如果依法放人，又可能面临“放纵罪犯”的舆论压力。

正是这种压力，导致疑罪从无原则难以落地，超期羁押难以禁绝，冤假错案难以防范。

对此，《意见》明确要求，对于依法认定的疑罪案件，必须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不能“违心下判”；对于量刑证据存在疑问的，应当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疑点都机械适用该原则。戴长林强调，对于案件中一般的细枝末节问题或不影响定罪事实的疑点，则不应轻率适用疑罪从无。

根本在于转变观念。必须切实改变过去“重打击、轻保护”的思维，坚决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法院必须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对于审判活动受到不当干扰等情况要严肃处理，不能因为舆论炒作、信访压力等因素作出违背法律的裁判。

那么，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算“疑罪”？戴长林表示，这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准确把握。未来需要认真研究，明确“疑罪”的认定标准。他同时建议，为了统一定罪的事实证据标准，可以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对量大面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集中攻关，形成一套可操作、甚至可数据化的统一尺度，从而减少在事实证据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关注3：证人、鉴定人出庭保障机制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核心环节。尽管202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规定了强制出庭和保护制度，但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依然突出。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应当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范围。戴长林指出，并非所有证人和鉴定人都需要出庭。只有当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且法院认为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时，才应当通知证人出庭。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强制其到庭。同理，对于鉴定意见有异议且法院认为有必要时，鉴定人也应当出庭。

这项规定的“牙齿”在于其后果条款。《意见》明确，证人如果没有出庭，其庭前证言的真实性又无法确认的，那么这份书面证言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鉴定人经通知拒不出庭的，其鉴定意见也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戴长林解释，这样既能促使控辩双方积极推动证人、鉴定人出庭，也能避免法庭因采信不可靠的书面证据而错误认定事实。

除了明确责任，还要提供保障。《意见》同时完善了证人、鉴定人的出庭保障机制，明确他们在履行出庭义务的同时，依法享有法律保护和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此外，还提出要积极借助远程视频作证等现代科技手段，破解证人出庭的现实难题。

在2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详细介绍了《意见》的主要内容。戴长林委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其底线目标就是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当前一些冤假错案的背后，除了有罪推定的观念残余，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些关键诉讼制度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因此，《意见》致力于通过完善证据制度和审判程序，将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真正制度化，同时健全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配合制约的体制机制，从而筑牢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堤坝。

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意见》规定，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对定罪事实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即使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量刑证据存在疑问的，也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

戴长林强调，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就必须转变“重打击、轻保障”的观念，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坚决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必须毫不犹豫地依法宣告无罪。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

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顽疾。戴长林表示，法院在审判中必须更加重视审查取证活动的合法性，严格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要求。《意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依法认定并坚决排除各类非法证据。

虽然刑事诉讼法已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规定较为原则。《意见》对此进行了细化，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情形。戴长林特别指出，证据不仅内容要真实，取证过程也必须合法。一旦被认定为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即使内容可能真实，也必须排除。

为此，《意见》确立了“先行当庭调查”原则，不合法的证据不得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同时，高度重视对讯问录音录像的审查，并明确规定，当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时，应以录音录像为准。

多管齐下，解决证人出庭难题

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是本次改革的重点之一。《意见》指出，出庭作证是核实证据的关键，关乎被告人的质证权和法庭查明真相的能力。要积极探索利用远程视频作证等科技手段破解出庭难。

《意见》明确了必须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范围，并规定了强制到庭措施。同时，为了保障出庭人员安全，特别是涉及技术侦查证据的案件，《意见》规定可以采取不暴露身份、不公开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进行质证。若法庭决定在庭外核实此类证据，可召集公诉人、侦查人员和辩护律师到场，且所有在场人员均负有保密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