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葛姆雷以砖块重塑被AI取代的身体存在感

我们可以说，电影《黑客帝国》（1999）中尼奥从矩阵醒来的场景，越来越像对技术时代未来的隐喻。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以为的真实生活不过是场幻觉，身体被封闭在巨大装置里，像块电池为机器供能。在矩阵中，他的感知、行动、身份，全由人工智能系统编织的虚拟现实操控。身体变成沉睡的躯壳，真正的“他”似乎只存在于信息代码中。

（图/《黑客帝国》）

从智能手机到虚拟现实，从可穿戴设备到脑机接口，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正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当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身体的归属感会不会逐渐消失？在千禧年的预言越发接近现实的当下，这个问题愈加显得重要。

美国学者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分析了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对身体的认知。她敏锐地指出，随着计算机与虚拟现实技术大行其道，人类越来越多地将身份和存在感转移到数字空间，身体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信息和意识的优先地位取而代之。

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持类似判断——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彻底改变人类对身体的依赖。未来的“身体”或许会被增强、编辑甚至完全数字化。这幅未来图景令人兴奋，但也令人不安。

但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艺术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用雕塑重新定义身体与环境的关系，让观众重新回归身体的感知与体验。

在常青画廊的展览“栖息之所”中，葛姆雷用堆叠的砖块构筑了一片迷宫式雕塑丛林。这些雕塑或蜷缩，或舒展，或散落开来，述说着身体的不同状态。他用生动的“身体雕塑”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多么先进，身体依然是我们最原始的“归属地”，也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起点。

“有了世界，我们才会被塑造”

展览现场，一系列由砖块堆叠的雕塑以迷宫般的结构横陈在展厅中，这是核心作品《休憩之所II》。它们以静止的姿态分布：有些像婴儿一样蜷缩，呈现自我保护的姿态；有些像在拉伸运动，将肢体的末端向外延伸；还有一些无规则地铺展开来，像在草地上沐浴阳光——生活在英国的葛姆雷对这样的姿态再熟悉不过，在难得的好天气里，草地上就会“长满”这样的身体。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姿势，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才是让自己感到轻松的状态。”

葛姆雷将展览的核心概念解释为：“有了世界，我们才会被塑造。”在他看来，人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不仅定义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深刻塑造了存在方式和身份认知。

这是葛姆雷在中国做的第14场个展。2016年，在常青画廊为个展“屯蒙”特别隔出的414平方米区域内，从昌平区地表以下挖出的红土铺满展厅地面，从天津港运来的海水灌进土里，水深23厘米。土与水以50∶50的比例混合，形成一片95立方米的“海”。“那时我在展览主空间里注入了大约100吨海水和5000公斤红土。通过引入外界元素——可以说是把自然景观带进来——将这些元素带进了人类建造的空间。对观众来说，观看变成了一件有门槛的事，这样的布置让人只能从外部或远距离观察它。”葛姆雷说。

“栖息之所”展览现场。（图/由被访者提供）

而“栖息之所”则不同。构成作品的砖块全部在中国本土烧制——这种红色砖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材料——它们没有将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允许人在砖块堆叠而成的“身体丛林”中穿行。葛姆雷认为：“这样的布置要求观众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回应作品。‘屯蒙’选择让观众站在平台上，把人固定在一个位置。而这次展览直接把人引入有组织的空间里，这些堆叠而成的‘身体’构成迷宫式结构，观众被邀请在中间走动，并因此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这种设计试图通过身体的移动唤醒感知，让人重新审视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在一个越来越依赖虚拟交互的世界中，这种对物理空间的体验显得尤为珍贵。

连接土地与记忆的艺术

葛姆雷曾多次造访中国，从自行车仍占据街道的年代，到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的阶段，再到摩天大楼构成天际线的今天。他以旁观者身份注视着这里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物理空间的布局，也影响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胡同的低密度布局到摩天高楼林立，物理空间的剧烈演变渐渐拉远了人与土地的距离。

葛姆雷的作品始终希望与土地保持紧密联系。他形容展览中的雕塑为“静止的身体”：“这种静止并不是死亡的象征，而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是身体在脱离工作后进入的自然休憩。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大家重新思考身体本身作为一个‘空间’的意义——作为我们最初的归属地，它如何承载我们的存在与体验。”

葛姆雷出生于伦敦，创作也扎根于此。尽管这里是全球重要的艺术文化中心之一，但行走在市中心，并不时时刻刻都感到距离艺术很近。不过，当你走到国王十字附近的街区（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所在地），艺术氛围就开始浓厚起来。葛姆雷的工作室也坐落在这片区域——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创作空间，大约有30人各司其职，他就像一艘船的船长。每天，他早上8点至9点抵达工作室，通常工作到晚上6点以后，有时甚至更晚。

葛姆雷喜欢与人一起工作，无论他们是专业艺术家，还是与艺术遥遥相望的人群。从1980年起，他开始与世界各地的不同社区合作《土地》系列，这组作品令他获得英国艺术界最高奖项——透纳奖。《亚洲土地》是葛姆雷于2003年与广州象山村村民合作完成的。

回忆起当时的创作经历，葛姆雷说：“我们就在一所中学的篮球场上工作，空间开阔，有大约350人参与。这简直就是一次社区庆典，可以说是一个派对。参与者来自不同年龄段，有些大家庭结伴前来，他们是彼此的孩子、父母和祖父母。通过一起做事、结识人，是一种非常深入的体验。这种氛围让我感受到中国家庭和个人之间那种特别的联系。我与他们一起准备食物，围坐一桌，一起剥豌豆，每个人都沉浸其中。”

在众多参与者中，葛姆雷对那些年长的女士印象深刻：“她们很多已经超过80岁，仍然加入进来和孙辈一起做事，她们告诉我很多关于旧日中国的故事。有一位非常体面的女士，很能干，年纪大了却一直保持着非常独立的工作能力。她经历了很多，甚至见证过溥仪时代，与她交谈时那种直面历史的感受让我记忆犹新。”

对葛姆雷来说，身体不仅是个体意志的容器，还承载着无法被替代的记忆。在技术日益支配生活的当下，传统的“身体”不停被消解，被数字化的意识和虚拟技术边缘化。然而，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他看到身体依然是人类记忆与情感的最直接载体，是连接个体与文化、历史的桥梁。

“栖息之所”展览现场。（图/由被访者提供）

《亚洲土地》在广州首次展出时，葛姆雷专门安排大巴车把参与制作的村民接过去。他说：“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参与的作品产生了感情。虽然加入时他们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什么，但当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一个巨大的地下停车场中展出时，那种感动是非常真实的。”许多人知道葛姆雷，是通过他创作的那些已经成为城市地标的大型公共艺术装置，而“身体”是贯穿这些作品的标志性符号。作为当代雕塑界的领军人物，葛姆雷将那些广泛陈列于美术馆、画廊中的铸铁人体雕塑引入公共空间：废弃的煤矿工厂（《北方天使》，1998）、摩天大楼的楼顶（《视界》，1997）、英国西北部的海岸线（《别处》，1997）……这些作品与它们的缔造者一样，审慎地思考着身体与环境的关系。

看着葛姆雷的作品，会让人燃起创造的希望。无论选择哪种媒介，无论此种媒介已经被使用、滥用、误用到哪种程度，你都会发现创造的天花板如此遥远，可供想象的空间似乎无穷无尽，因此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后身体时代”的社会中，葛姆雷的作品让人们意识到：身体是构建归属感、文化认同以及情感交流的根基。他的雕塑提醒我们，创造的边界是开放的，而身体的意义将无法被忽略或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