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感

喜感

（喜感与幽默感相通而又不同，它一半得自天生的气质个性，一半得自后天的个人修为。）

一 仁智

几个月前听范军兄说，今年恰好是熊铁基先生的米寿，他的弟子们正张罗给他出一本纪念文集。范兄顺便也向我为文集约稿，我当即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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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智者乐，仁者寿”。熊先生“仁”而又“智”，所以他老人家“乐”而且“寿”。这对他个人和家庭来说是喜事，对华师乃至学术界来说是幸事，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来说是乐事——看到“不知老之将至”的熊先生，我们这些晚辈谁敢言老？看到“老而好学”的熊先生，我们这些晚辈谁敢懈怠？看到成天“乐以忘忧”的熊先生，我们这些晚辈还哪有烦忧？

因而，给熊先生为文祝寿，于我是一种义务，也是一份快乐。

其实，从传统意义上讲，我与熊先生之间并非师生关系。熊先生是历史系的名教授，我读书和教书都在中文系。尽管华中师大历史系和中文系相隔咫尺，两系分别在一二号楼，尽管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历史系讲《左传》《史记》《汉书》，中文系也讲《左传》《史记》《汉书》，可我们两系基本上是“河水不犯井水”。熊先生早已著作等身，他的学术盛誉也早已闻名遐迩，无奈自己是根不可雕的朽木，我从没有跨系去听熊先生讲课，私下又不曾向熊先生请益，他的大著也只读过《秦汉新道家》《秦汉军事制度史》两种。

不过，从这些年来的学术江湖看，我觉得“师生之谊”应当论心不论迹。有些人论迹是师生，论心他们又是“路人”甚至“敌人”。先生糟蹋自己的学生，学生举报自己的先生，这种事情已经不算什么新闻。我与熊先生之间，虽无师生之迹，却有师生之情。虽然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学问，多半是嘻嘻哈哈地开玩笑，但我打心眼里尊他为师。

之所以尊他为师，当然是因为熊先生的道德文章；之所以常和他开玩笑，是因为他没有派而有趣，尤其是他特别有“喜感”。

熊先生的道德文章，他的朋友和学生已经谈得很多，在今天这个特别喜庆的场合，我要来和大家聊聊熊铁基先生的“喜感”。

二 和乐

眼下，有些名流学问不大但派头不小，不是官员却又满口官腔。要是不幸碰上这种人，年长于己的我便敬而远之，同辈人那更避之唯恐不及。发声作意处处“端着”的“大师”，往往是用傲慢来掩饰心虚，他们酷似柳宗元笔下的“黔之驴”，看上去“庞然大物”，叫起来让人“大骇”。

熊先生为人不立崖岸，也没有“夫子之墙数仞”，让人“不得其门而入”。这一半来自他和乐的天性，一半来自他对自己学术成就的自信。和乐的人不会“端着”，有底气的人不用“端着”。

我拜识熊先生的时候，熊先生已步入老年。他在我脑中定格的印象，就是一个又矮又瘦又敏捷又搞笑的老顽童。一开口两眼就眯成一条缝，一发急尖下巴马上就上扬，再加上那满脸皱纹，那满头白发，我一见到他就特别想笑。从来没有见过他吵架，估计他吵架也会像上演喜剧。

的确，华中师大就是熊先生的舞台，他在这儿演出的许多喜剧让人捧腹。

三 查岗

年龄稍长一点的华师人，大多能绘声绘色地讲述许多熊铁基先生的“八卦”，有些八卦比春晚的喜剧小品要精彩得多——

熊先生在华师读书教书近七十年，他开始在华师任教的时候，当今校一级的这些头头脑脑都还没有出生。从科研处到后勤处，从党办到校办，从处长到科员，桂子山上谁人不识熊先生？

十几年前，每当早晨8点上班的时候，熊先生常常出现在我校行政楼的大门口，两眼紧紧地盯着出出进进的人群。要是以为他是在找什么要人，或是在恭候头儿们签字盖章，或是要央求人家给他“行个方便”，那你就错得离谱了。相反，他不是求头儿们给自己帮忙，而是盘查头儿们上班是否迟到。说白了，他不是要恳求他们，而是来监督他们。

怕堵在行政楼门口会有“漏网之鱼”，半小时后他又到各科室查看。新来的办事员以为是老教授有事，连忙问“老师有需要帮忙的吗”。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熊先生总是斩钉截铁地说：“没事，只是来看看你们哪些人迟到，哪些人旷工。”新手不明就里，一听到这样的回答，还以为来了领导视察，马上一脸的毕恭毕敬。

第一次听到这条八卦，连我这个局外人也快要惊掉下巴。

大清早的，一个平头教师跑到行政楼门口“查岗”，接着还要去每个科室“清人”，既非义务，也非职责，又无权利，更无报酬，你说这属于哪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熊先生这一“英雄壮举”，简直就是电影中的“无厘头”，我越琢磨越觉得滑稽。

觉得像“无厘头”的，圈内人大概“英雄所见略同”。去年饭桌上聊起这件八卦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有位武汉兄弟院校的老兄困惑地问道：“熊先生这是为哪般呢？”

是呵，“熊先生这是为哪般呢？”估计大家也为此纳闷。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认为熊先生起个大早，为的是去行政楼看美女，“查岗”“清人”不过是个借口；有的认为可能是熊老师太寂寞孤独，大清早到行政楼找人聊天；有的认为是熊老师平时受了行政楼的窝囊气，“查岗”不过是借机发泄怨气；有的认为是熊老师清早到行政楼“查岗”，是对大学行政化的一种调侃和反讽，他是今天中国大学里的唐吉诃德。

这四种猜测哪一种更为靠谱呢？首先，武汉人谁不知道“爱在华师”，桂子山上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还用得着跑到行政楼里去偷看美人？更何况，成天要为复杂的人事关系劳神，要为堆积如山的表格烦心，行政楼里再美的美人也花容憔悴。

其次，熊先生每天坐拥书城不亦乐乎，天天都能尚友古代哲人，“太寂寞孤独”又何从谈起？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太寂寞孤独”，撇开自己学界的朋友和身边的弟子，偏要去找那些老谋深算的头头聊天？到底是熊先生神经还是猜测者神经？

再次，“熊老师平时受了行政楼的窝囊气”？这像是华师人说的话吗？其他很多老师可能在那座楼里受够了窝囊气，但谁有独胆敢让熊铁基先生受气？

最后一种猜测的对错，暂时我还无从妄下结论，毕竟本人目前还是大学里的“在职教师”。

那么，到底“熊先生这是为哪般呢”？

谜底锁在上帝的柜里，烂在熊先生的肚里。

四 球艺

翻过他在行政楼“查岗”这一页，我们再来看看熊先生打乒乓球的“精彩片段”。

每天下午大约五点光景，熊先生就准时放下书本，换一身运动员行头，操起乒乓球直拍，蹦蹦跳跳地来到乒乓球室。

他随便到哪个乒乓球室，立马就会给那个乒乓球室带来喜气。轮到他本人上场之前，熊先生通常要向大家通报自己前一天的战况。你不难想象，他的战况和我们的新闻差不多，基本上全都是“好消息”。如果不到实地观摩他打球，仅听他描绘自己的“辉煌战绩”，你八成会以为他是刘国梁和孔令辉的队友。

桂子山上打乒乓球高手如云，且不说体育系教乒乓球的教授，学乒乓球的专业研究生，且不说前国家乒乓球队的退伍队员，单是教师队伍和学生中就藏龙卧虎，许多人从小便受到正规的乒乓球训练，从那一招一式就能看出他们的专业水准：或大力扣杀又凶又狠，或滑板快攻刁钻古怪，或加转弧圈无法招架，或正手快点防不胜防……

特别难得的是，熊铁基先生在桂子山上打乒乓球，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推挡打法。你重扣他是推挡，你侧旋他是推挡，你快攻他是推挡，你高抛他是推挡，你削球搓球旋球短球高球他还是推挡，他始终如一地以不变应万变——全用推挡来接招。

当然，熊先生偶尔也来一下扣杀，扣起来的样子也十分吓人，虽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弹跳力仍不减当年，只可惜大多情况下球都没扣到对方的台面上去，结果扣杀的是他自己，“被杀”的也是他自己，所以他的扣杀就是“自杀”，难怪他慎用扣杀这一狠招。

熊先生打乒乓球最大的特点是短平快——对抗时间短，结束比赛快。另一大特点是，熊先生的心理素质特好，打球的成绩都特别稳定，和每个高手比赛都能稳拿第二名。哪怕与国手刘国梁过招，我敢保证，他肯定也会稳夺亚军。正因为这样，熊先生喜欢到处赶场子，所有比赛他都乐意参加，越是高手他越是来劲，反正他和谁打成绩都是一样，和高手打球更是没有心理负担——输给了低能儿还多少有点难堪，输给了高手并不丢脸，因而与高手对阵反而更能超常发挥。没准哪一天他沮丧地对我们说：“昨天发挥失常，输给了刘国梁。”

熊先生打乒乓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极具观赏价值。每次看到他老人家发球，不知怎的，我便想起了山上抢食物的猴子。他推球挡球扣球的动作都十分夸张，特别是他发球的姿势，比我的普通话还有“个性”。

要是看过熊先生打乒乓球，我保证你再看任何杂技表演都不过瘾。

要是没看过熊先生打乒乓球，我敢打赌那你将会遗憾终生。

华师相关负责人对此没有经济敏感，熊铁基教授打乒乓球，场场都是绝妙的表演赛，如果卖门票肯定场场爆满。

有人不怀好意地说，除了单调的推挡之外，熊先生打乒乓球便没有别的招数。这纯粹是对熊先生的污蔑！熊先生在乒乓球场上鏖战数十年，乒乓球的十八般武艺哪样不精？人家只“用”推挡，不是只“会”推挡，与桂子山上这些虾兵小将对垒，他老人家杀鸡焉用牛刀？

从球艺和球风上讲，熊先生打球只用简单的推挡，就像陶渊明诗歌只用朴素的语言，同样都是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是极尽锤炼而归于自然。

当然，熊先生的球艺虽然高超，但与他的学术相比还不在一个档次，他的学术水平堪称国手，而他的球艺只能和我打个平手。

令人不解的是，熊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向来十分低调，而对他的球艺却一向极其张扬。

熊先生对自己长短优劣的认知错位，逼得我们这些学生晚辈不知所措，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赞赏美人的智慧，去欣赏哲人的容颜。

五 讲习

张舜徽先生曾为熊先生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题辞说：“熊君铁基，好读书，喜博涉，能为深沉之思。始治本国古代史实，多所辨证；后来廓其封域，以及周秦两汉诸子。于《吕览》、《淮南》，治之三反。持以上衡先秦百家言，时有不合，比其异同，校其趣向，始悟秦汉道家之论与先秦道家之论，相因而实不同。因揭橥新道家之义，扬榷古今，论说益广。每有所得，辄奔走相告，因与赏奇析疑，有朋友讲习之乐。”

熊先生“有朋友讲习之乐”，为我所耳闻目见。熊先生是桂子山上的“开心果”，他“查岗”让人乐，他打球让人乐，他讲习同样让人乐。

十几年前，我很荣幸获邀参加熊先生的论文讨论会。与会的多是他的弟子和同事，文学院只邀了我和周光庆教授。周教授是历史文化学院的女婿，他的夫人刘伟是历史系著名教授。记得学校还派了社科处处长石挺兄参加。讨论前一周我就收到了熊先生的论文，熊先生还郑重地叮嘱我“要多提意见”。我以学生晚辈的身份虔诚地读了两遍，还随文写了密密麻麻的读后感。

参加过学术研讨会的人都知道，这种会已经完全程式化了：先充分肯定论文的优点，再无关痛痒地谈一点“美中不足”。优点说得越充分，越是表明读得认真，选择性地谈谈缺点，说明发言者诚恳而有分寸。其实，这已经不算学术江湖上的世故，而是学术讨论中的“惯例”。

那次讨论会只讨论熊先生自己的一篇论文。会议一开始，我和周光庆教授全都傻眼了。他的弟子们对老师的论文火力全开，论文讨论会开成了论文批判会。其中有一位他的弟子，对老师论文的论旨、论据和论证，统统都批得“体无完肤”，把该文说得一无是处。

轮到我发言时，说实话当时头脑有点晕。会上没有一个人说论文的好话，弄得我也不敢说文章的优点，我怕熊先生和与会者说我敷衍。

“批斗”结束后，熊先生作总结发言，他一开口就笑着说：“这篇文章我写了几个月，难道就没有一处亮点？”

他的弟子马上就接过了话头：“老师是叫我们来提意见的。亮点您自己也看得到，还用得着我们来指点？缺点都藏在暗处，我们不提出来，怕老师自己看不清。”

大家气氛特别融洽轻松，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让我体悟到，教育学生有两种办法：有时老师用自己的杰作，告诉学生要怎样写论文；有时老师用自己的“劣作“，告诉学生不能这样写论文。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老师要有足够的坦荡和自信，既给学生亮出自己的优点，也给学生坦露自己的弱点。

在任何一种意义上，熊先生都是优秀的学者，也是优秀的教育家。

讨论会结束时，熊先生开心地问道：“大家学会了要怎样写论文吗？”有一位仁兄应声回答说：老师，今天我明白了不能怎样写论文。

我们都笑得抽筋。

熊先生富于浓烈的喜感，这种喜感来于他的幽默，他的幽默来于他的自嘲，而他的自嘲来于他的自信。不自信的人，不会有幽默，不会有喜感。不自信的人只知道嘲笑别人，只嘲笑别人那不叫幽默，那叫贫嘴，那叫尖酸刻薄。

最深刻的幽默，最欢乐的喜感，就是自嘲——我说的是熊铁基先生。

近年来我写了点古典文献学的论文，在历史文化学院的迎新会上，熊先生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熊先生像苏轼一样，“于人一句之善,即极口称美不置”。他只读过我两篇文章，便“到处逢人说项斯”。由此我不只看到了熊先生身上的喜感，还感受到了熊先生的宽厚温暖。

熊先生身上这种特有的喜感，这种珍贵的温暖，给人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欢乐和笑声，使沉重的劳作变得轻松，让乏味的生活充满乐趣。

这里，不妨套用白居易的诗句，“天意君须会，人间要笑星”。衷心祝愿熊铁基先生健康长寿！

熊先生听到了吗？您的弟子们约定要给您做白寿和茶寿哩，到那天我还来给您写祝寿文。

2020年11月24日

初稿于华师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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