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挨骂为何有益《再见爱人》？揭示节目背后的真实价值

作者 / zeze

编辑 / 阿笔

运营 / 狮子座

婚姻纪实观察类真人秀，能一个人参加吗？

听起来虽然有些离谱，但这确实在《再见爱人》第五季中发生了。

10月23日，节目组官方微博称新一期节目延期上线，第二天节目还是正常播出了，但嘉宾路行在经历了“行贿”风波后，宣布退出节目。连夜剪掉路行的镜头后，节目时长明显缩短，原本三对嘉宾变成了两对半……

这样的操作确实过于超前了（或者说有些疯狂），不过放在《再见爱人》这档节目上，似乎又并不奇怪。毕竟从本季开播以来，发生在嘉宾身上的话题和“幺蛾子”就没停过。此前，何美延与梁淄的婚内纠纷、李施嬅与车崇健的感情纠葛，接连将节目推向舆论漩涡。热度是有了，但把嘉宾推上风口浪尖——或者说，费尽心思地选了这些舆论“危险人物”上综艺，对节目组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社交媒体上，大众正忙着给嘉宾们“赛博诊病”，NPD、阿斯伯格综合征、反社会型人格等专业心理学名词成为了新的攻击武器。“互联网医生”们通过剪辑片段，试图确诊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语，仿佛一档情感观察节目已变身三甲医院的诊断室现场。

然而谁还记得《再见爱人》第一季刚开播时豆瓣高达8.9分的治愈时光——那时热搜关键词是“破防”、“泪崩”与“意难平”。章贺在悬崖边那声“感谢你”，郭柯宇含泪微笑回应时那句“我很好”，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画面。原来，即使爱情终结，尊重与理解依然可以存在。

观众在早年的《再见爱人》里看到的不是“疯子”“病人”的猎奇与戏剧，而是自身情感的映照。但从张婉婷开始，节目的走向逐渐偏离轨道，女性嘉宾成为众矢之的，被攻击为“NPD典型”的“疯女人”，还有当时被骂惨了的麦玲。

年初，《再见爱人》的制片人、总导演刘乐还做客鲁豫的播客《岩中花述》，提到“抛弃爆品思维，做回自己初衷”的精品追求，而如今的《再见爱人》已经完全看不出符合精品的品相。在节目核心幕后团队没有大变的情况下，到今年第五季，彻底从情感疗愈乌托邦滑向了“精神病”的观察与呈现。

热度是逐渐走高，但治愈底色逐渐褪去，偏离了第一季的治愈性、思考力，取而代之的是标签化、病理化的全民诊断。虽然制片人多次表示节目没有剧本，但节目组本身筛选出来的都是个顶个戏剧张力拉满的“问题嘉宾”。这档曾影响无数人婚恋观的节目，正面临着彻底迷失初心的危险。

一、早期治愈：情感共鸣与婚姻真相的温柔呈现

回忆起《再见爱人》最初的模样，温暖治愈的底色依然没有褪去。

第一季里，章贺与郭柯宇的故事让不少人第一次意识到，婚姻的终结不必是狗血的闹剧，而是体面的告别。两人十年婚姻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节奏里——一个早睡早起，一个夜晚活跃；一个喜欢运动，一个偏爱安静。

他们在节目中展现的，不是仇恨与抱怨，而是试图理解彼此差异的努力。虽然失败了，婚姻走向了终点，但抛开结果来看，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个体的魅力和闪光点。没有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面对情感疏离时的无奈与挣扎，以及那份中国式离婚中最稀缺的品质——体面。

即使是曾因“直男癌”言论引发争议的魏大勋（KK），在第二季中也展现了用东北式幽默化解矛盾的能力。他与傅晨洁关于“要孩子”的讨论，呈现了婚姻中价值观碰撞的常态，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

观察室此时还处在理智在线（不诊病）的阶段，引导观众看到作为人类的多面性、复杂性，能理解嘉宾的想法与不安——那时的观察员，更像是观众的朋友，陪着大家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思考亲密关系的复杂面貌。

再比如老王和朱雅琼，之前老王多次否定朱雅琼的创作，却能意识到和自己在一起时的她在发光，观众也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存在沟通与理解问题，看得出他们其实还相爱，只是在感情里遇到了障碍。

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恰恰是早期《再见爱人》最珍贵之处——它拒绝简单地将人分为“好人”与“坏人”，而是呈现每个人在关系中的局限与努力。

观众从中看到的不是“病态”，而是普遍存在于亲密关系中的沟通困境与情感需求。那时的节目，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在感情中的模样；像一位朋友，陪伴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爱与“被爱”。

然而，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随着热度攀升，节目组似乎发现了一条获取流量的“捷径”——与其呈现复杂真实的情感关系，不如放大冲突、制造对立。

节目的重心，悄悄从“展现亲密关系的多样性”滑向了“搜集情感关系中的疯子”。感情的复杂性逐渐演化为抓马的制造，“疯子”的展示，节目的治愈底色开始褪去。

二、走向危险：从情感共鸣到“确诊”的转向

危险的转向从第二季开始变得明显。张婉婷与宋宁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节目的讨论方向。

张婉婷带来的“窒息感”成为节目标签，她的情绪波动被观众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宋宁峰的沉默则被标记为“被动攻击型人格”。社交媒体上，心理学专业术语开始成为攻击的武器。观察室的分析也越来越“临床化”，“创伤反应”、“触发机制”等术语被频繁提及，进一步强化了观众的“确诊”冲动。节目播出期间，张婉婷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理性讨论的声音被淹没在情绪化的指责中。

到了第四季，麦玲与李行亮将这种病态推向了高点。麦玲被描述为“疯女人”，被指“自私、不顾大局且缺乏同理心”，网友通过节目碎片化信息就给她贴上“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等心理学标签进行审判。

而节目组的剪辑在其中承担了重要功能。一到麦玲出场，配乐就变了，矛盾点集中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收割了流量。当时就有媒体批评了对麦玲的“全网围剿”是“媒体伦理的失范”，是一场“猎巫狂欢”。

麦玲被骂得体无完肤，再多辩解都没用。节目播出一年后，李行亮最终发长文抗议网暴，称当时基于保密协议无法发声，但已经过了这么久，该骂的都骂完了，解释也显得那么无能无力。

“熏鸡事件”后，《再见爱人》彻底从情感交流平台沦为了制造疯男疯女、全员病理诊断大会，人的复杂性被简化为临床症状，以此，来收获更高的热度。观众不再满足于情感共鸣，而是纷纷化身为“互联网实习医生”，热衷于为嘉宾贴上各种心理学标签。

但事实上，不管是边缘型人格还是其他精神类问题的诊断，都有严格的医学标准。仅凭电视剪辑的情绪片段就下诊断，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然而，这种理性的声音在流量的狂欢中显得微弱。节目组通过蒙太奇手法，有意无意地制造了“疯子”，换来了热度，却失去了初心。

至此，这档节目已经变成了全网搜集“疯子”，然后让观众骂他们“疯”的病态极端。

本季《再见爱人》的嘉宾也不例外。NPD、“原生家庭创伤”等简化化的标签，遮蔽了关系中权力不平等、家务劳动分配和情感支持缺失等具体问题。节目组似乎忘了，亲密关系的节目里更应该呈现和讨论的到底是什么。

三、综艺不该成为社会焦虑的放大镜

《再见爱人》从“情感治愈”到“全民确诊”的转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带来了很多致命危险。

真实感的流失与剧本感的增强是最大冲击。第五季的《再见爱人》实在太像“预制菜综艺”了。三对嘉宾的故事线太过相似——邓莎和路行的“冷暴力婚姻”、何美延和梁淄的“Rapper式争吵”、李施嬅和车崇健的“八年感情终结”，都带着强烈的设计感。

共鸣的消失与猎奇的凸显是最危险的信号。早期节目的成功源于嘉宾婚恋状况的典型代表性。章贺与郭柯宇代表了中国式婚姻中常见的“情感失语”，魏大勋与傅晨洁展现了价值观差异的调和可能，王秋雨与朱雅琼则让人看到亲密关系中肯定与否定的复杂面貌。

而本季的三对夫妇，却更像是制作团队精心挑选的猎奇样本展览。路行比邓莎大18岁的豪门婚姻、已经分手八个月的情侣复合等，这些设定本身就让人质疑其情感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当节目从‘反映普遍情感困境’转向‘展示特殊情感病例’，它已经背离了初衷。

最危险的或许是观众从观察者到审判者角色的异化。早期观众在节目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如扮演着道德法官与诊断医生的双重角色，不仅要承担责任，还可能对嘉宾造成二次伤害。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诊断文化”正从节目延伸到现实生活，越来越多人开始用心理学标签定义伴侣，却忽视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当节目从‘展示人都有缺点，但都在努力’的温情叙事，变成了‘正常人’与‘疯子’的二元对立。这些的背后，很难不怀疑节目组到底想把大众的关注点指向何处——这或许比婚姻危机更值得警惕的社会心理危机。

当治愈让位于诊断，共情让位于审判，《再见爱人》还能否回归初心？节目究竟想呈现怎样的内容价值——是成为用户自我反照的镜子，还是审判他人的武器？是理解复杂的智慧，还是简单归类的快感？或许节目组真该好好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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