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都市人更需观鸟：在自然中发现世界

张劲硕

在这个AI(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人们愈来愈习惯使用各种AI工具，以便省时省力地完成工作，抑或提供生活上的便捷。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欢迎AI时代的到来，也享受着它带来的高效、价值或收益。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愈加认为，我们更需要花一些时间拥抱大自然，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多去野外观赏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这种亲身体验是AI替代不了的，它对我们的身心大有裨益。其中，最有效且富乐趣的一项户外活动便是——观鸟!

今年2月23日，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刊载了一项研究。科学家发现，观鸟可以重塑大脑，构建抵御衰老的“缓冲带”。研究者使用了18种极易混淆特征的鸟类照片，在4秒内展示这些照片，让专业组和新手组人士分别识别这些鸟种。可以想见，专业组的识别准确率远高于新手组，而这些人的大脑双侧前额叶皮层、双侧顶内沟、右侧枕颞皮层活跃度明显高于很少观鸟的人。这些区域与物体识别、视觉处理、注意力与工作记忆等活动有关。科学家由此认为，常年观鸟有助于大脑健康，可减缓衰老。

我国有深厚的观鸟历史和文化基础，浩瀚古籍足以为证：《诗经》有许多篇讲到鸟兽虫鱼，“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家喻户晓；许多唐诗宋词都与自然元素相关，存世的5万余首唐诗中，专门写鸟类的唐诗就有几千首；《山海经》《尔雅》《本草纲目》《古今图书集成》《鸟谱》……无不包含着对鸟类的细致观察与精确认知。

从文化角度讲，现代意义的观鸟起源于欧美。18世纪中叶，英国贵族群体开始乐于观鸟。后来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使用望远镜去观察鸟类成为贵族的时尚乐趣。观鸟者也被称为“鸟佬”，西方的“鸟佬”着实不少，许多是博物学家、科学家、鸟类学家。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等学者、作家便是早年著名的“观鸟达人”。当然，绝大多数“鸟佬”和科学专业毫无关联。

在美国，著名画家、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将北美洲的鸟类观察推向不可思议的高度，其绘画作品至今被无数出版公司反复刊载。随后，一大批“鸟佬”推动了美国观鸟活动的发展。美国的“鸟类野外手册”是为佐证，在美国任何一家书店或网店都可以找到多种观鸟工具书，细到一个州、一个县、一个区的观鸟手册。与之配套的大型活动也应运而生。1998年，美国观鸟协会正式推出“观鸟大年”：一年之内，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大陆或近海，凭借肉眼或望远镜目击鸟类种类汇报给该机构，凡记录种数最多者获胜。这项比赛虽然没有任何奖励，也没有裁判，全靠参赛者的诚实或信誉，但参与者甚众。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记者马克·奥布马斯克撰写的《观鸟大年：人、自然和沉迷观鸟的故事》(见图，资料图片)今年年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刊行，并纳入“译文纪实”系列中。我读完本书，对“观鸟大年”活动有了深入了解。

桑迪·科米托是一位百万富翁，有钱有闲。他财富自由之后，将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观鸟，并是一位长期观鸟纪录保持者；阿尔·莱万廷是一名化学博士，虽然嗅觉失灵，却在观鸟中追求完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格雷格·米勒尽管离异，但单身后的观鸟生活似乎带给他更多快乐，他以“穷游”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观鸟大年。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型观鸟活动的乐趣，更会被他们执著的探索精神打动。

书中人物的观鸟史，正是世界观鸟史和生态文明史的一部分。个人史本身就是公共史、社会史的组成方面，每个人的成长变化是社会的缩影，每个人的经历也会在社会史中找到共鸣。读罢《观鸟大年》，我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观鸟史。上世纪80年代，我拿着父亲从苏联给我买的望远镜开始在天坛公园观鸟；1996年10月，环保社团“自然之友”在首都师范大学高武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有组织地观鸟，我有幸参与其中。2009年，国家动物博物馆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春秋都组织观鸟活动，现在我们的足迹遍布东非、南非、东南亚、南北极、亚马孙等地区。

我国观鸟人群保守估计已达30余万人之多，实际上可能会更多。自然爱好者、鸟类爱好者也推动了如云南高黎贡山、盈江等地的观鸟产业，甚至极大拉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业。观鸟活动有益人民健康，这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和文旅事业发展的新兴产业。

读完《观鸟大年》一书，我有了一个展望：国家动物博物馆也可以组织我国的“观鸟大年”活动，让更多的人亲近自然，热爱观鸟!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6年03月27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