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琐忆

端午节琐忆

端午还没到，节日的味儿就先飘出来了。门楣两旁早早插上了艾草，青绿的叶子带着特有的辛香。泡着粽叶的水盆静静待在角落，糯米也在清水里浸得饱满——我们那儿管这叫“酒米”。为什么叫“酒米”呢？大概是因为它酿出的米糟带着些微酒香吧。这种米吃起来黏糯绵软，口感确实比寻常的米要讨喜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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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的夜晚总是忙碌的。家家户户再忙也得腾出手来，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捆粽子、上锅蒸粽子。为的是第二天清早，端午正日，一睁开眼就能吃到热腾腾、香喷喷的黏粽子。锅里通常不止粽子，还会一同煮上大蒜、鸡蛋、鸭蛋和鹅蛋。老辈人说，吃了端午的熟蒜瓣能“败火”，这说法流传甚广，至于有没有医学依据，倒也没人深究。

说起包粽子，自然绕不开那位投江的屈大夫。用粽子祭奠先贤、喂饱鱼虾，本是流传千年的美意。不过有趣的是，家乡的粽子从来只进自家人的肚子，从未往江河里扔过。是乡亲们太懂得“粒粒皆辛苦”，节俭成了习惯？还是我们那儿根本找不着汨罗江，想扔也无处可扔？索性自己吃了，倒也其乐融融。

小时候的端午清晨，记忆总是从一阵微凉的触感开始。睡得迷迷糊糊，先是肚脐眼一凉，接着耳垂也一凉。懵懂间用手一摸，指尖沾上些黄黄的粉末，带着淡淡的酒味——那是母亲抹的雄黄。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都晓得，连千年道行的白蛇都怕这东西，寻常小鬼自然不敢近身。只是这“避邪”的待遇，随着年岁渐长，也就悄然消失了。

抹完雄黄，睡梦便到了头。母亲总会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小时候懒，不揪是绝对不肯起的。起来后迷迷瞪瞪找脸盆，却总被母亲拉到那个盖着盖子的大红盆前。盖子一掀，心里便是一紧：水里沉着十几只“赖包”（也就是蟾蜍）。母亲让我用这水洗脸，说能祛毒。不怕赖包，但用它们泡过的水洗脸，心里总泛起一阵阵恶心，还怕身上长出同样的疙瘩。然而抗议是无效的，最后总免不了被“强制执行”。洗完立马飞奔到水池边，用肥皂狠狠再洗一遍，可那心理上的腻歪劲儿，半天都散不去。

等年纪稍长，终于摆脱了这“祛毒”的烦恼，角色却调了个儿。我开始兴致勃勃地在端午清晨去抓赖包，泡上水，等着给弟弟妹妹洗脸。看他们皱成一团的小脸，心里竟有些恶作剧得逞的窃喜。等他们发现“罪魁祸首”是我，那咬牙切齿的模样，恨不得把我给剁了。幸好他们那时还打不过我，只是从此以后，总会收到几束“记仇”的目光。

闹腾完，便是享受的时刻。一家人围坐着，大口嚼着香甜的粽子，配着流油的咸鸭蛋，头顶艾草的清芬若有若无。至于那位楚国的屈大夫，早已在食物的香气与家常的谈笑里，飘到了九霄云外。

如今，这个古老而温暖的节日，我常常无福亲身消受了。脑海里反复浮现的，尽是旧时端午的光景。远离家乡，吃不到那口熟悉的粽子，也再见不到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习俗，心里头，确实空落落的，像缺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