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内斗升级前女CTO法庭反目权力争夺战全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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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马斯克发起的诉讼，正将OpenAI内部最不愿示人的裂痕，赤裸裸地摊开在法庭之上。前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蒂的证词，指控山姆·奥特曼曾在模型安全审批上误导她，并长期在高层中制造“混乱与不信任”。这场审判的核心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八卦，它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OpenAI究竟是如何从一家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非营利机构，一步步滑向今天的权力与利益之争？答案，将直接影响外界对其治理结构、AI安全承诺乃至公司合法性的最终判断。

前CTO当庭翻脸，OpenAI权斗彻底打到台前

这次指控的分量非同小可，因为它来自曾经的“自己人”。作为OpenAI昔日的技术核心，穆拉蒂深度参与了从GPT-4发布到ChatGPT爆红的全过程。她的突然离职本就引发诸多猜测，而此次在法庭上的打破沉默，无疑投下了一枚重磅冲击波。

通往AGI的路上，铺满了“精致的谎言”？

穆拉蒂的证词，精准地刺向了OpenAI最敏感的神经——新模型发布前的内部安全审批流程，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根据她的描述，奥特曼的管理手法堪称一种“信息操控的艺术”：关键信息被选择性披露，不同高管收到的是不同版本的事实，安全审批的关键节点则被有意模糊化处理。结果就是，没有人能拼凑出完整的真相，每个人都在信息碎片中做出判断，而最终的裁决权，永远巧妙地回收到奥特曼自己手中。

在庭审播放的视频取证录像中，穆拉蒂证实了一个具体案例。当时OpenAI准备发布一个新模型，奥特曼告诉她，公司首席战略官杰森·权（Jason Kwon）领导的法律部门认为，该模型无需经过OpenAI安全委员会的审查。

当被律师问及“据你所知，奥特曼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在讲真话吗？”穆拉蒂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是。”她随后解释，自己事后确认过，“杰森说的话和奥特曼说的话根本不是一回事”。她将这种情况称为两人之间的“对齐错误”。

更严厉的指控在于，穆拉蒂当庭指出，奥特曼在高层团队中长期制造着“混乱与不信任”。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其分量远超任何外部批评。

这一指控并非孤证。此前参与罢免奥特曼的OpenAI前董事会成员塔莎·麦考利，在其提交的证词中，与前成员海伦·托纳的证言形成了呼应。

两人都谈到了对奥特曼的深刻不信任，以及他所缔造的“有毒文化”。

麦考利进一步表示，奥特曼制造了“混乱”与“危机”，内部“撒谎成风、欺骗成性”，且这种风气已蔓延至其他领导层。她透露，自己曾收到联合创始人伊利亚·苏茨克维尔发来的长达数十页的邮件，其中详细列举了奥特曼的行为与谎言所引发的各类混乱事件。

1亿美元营收压顶，理想主义的歧路

那么，奥特曼是如何最终“掌控”OpenAI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或许藏在商业压力之中。

根据证词，在ChatGPT发布前，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和首席技术官凯文·斯科特曾告知奥特曼，OpenAI必须实现1亿美元的营收目标，才有资格获得微软下一笔高达100亿美元的投资。奥特曼接受了这一条件，并将其设定为公司的核心目标，向内部团队施加了巨大压力。

穆拉蒂作证时澄清，她并非反对追求营收，而是反对缺乏与公司使命相一致的战略。在问答中，她多次确认，这一营收目标及其与微软投资的关系，均由奥特曼告知团队。

随后的事件发展颇具戏剧性。ChatGPT于2024年11月30日发布，而作为一家慈善信托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却向负责监督的非营利董事会隐瞒了此次发布。董事会成员竟是通过推特上的截图才得知了这一消息。八周后，微软宣布了那笔100亿美元的投资。

这似乎印证了一种外界的观感：驱动OpenAI目标设定的，更多是来自微软的商业压力，而非其标榜的慈善使命。有评论认为，这正是该慈善信托被商业利益“俘获”的过程。多年前马斯克“OpenAI已不Open”的断言，在此刻的法庭上显得格外刺耳。

安全审查机制：一个“注定通过”的摆设

如果说商业压力是外部诱因，那么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缺陷”，则从制度上为偏离使命打开了绿灯。

OpenAI曾设立部署安全委员会（DSB），作为一个正式的审查机构，决定新AI模型能否对外发布。根据海伦·托纳的宣誓证词，该委员会由三名微软成员和三名OpenAI成员组成，需要多数票（4票）才能批准部署。若出现平票，OpenAI方的成员可投出决定性一票，而奥特曼正是OpenAI三人之一。

这笔账很容易算：3名微软成员加上奥特曼，刚好凑够4票。这意味着，即便OpenAI另外两名负责安全的成员都投反对票，也无法阻止模型部署。这个机制从设计之初，就使得“微软+奥特曼”构成了对内部安全异议者的天然多数。

然而，即便在如此有利的结构下，奥特曼似乎仍嫌流程繁琐。穆拉蒂证实，奥特曼曾告诉她，GPT-4 Turbo不需要走DSB流程，而事实并非如此。他选择了用谎言直接绕开这个本已倾斜的审查机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OpenAI章程中写明其责任是“对全人类负责”。但DSB的结构设计，本质上是为了让商业部署顺利通关，而非严格把控安全。这被指是对其慈善使命的“结构性违约”。

法庭上的“装傻”与自证其罪

庭审中另一幕令人玩味。OpenAI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一度在法庭上表示，不清楚自己为何被起诉。

在律师的追问下，他先声称“读得很仔细”起诉书，后又坚持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被告”。直到马斯克的律师直接点明：“你被告，是因为违反了OpenAI的慈善使命——即以开源的方式开发安全的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任何个人都不得从中牟利。”布罗克曼的回答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

矛盾之处在于，据庭审报道，布罗克曼在长达数小时的作证中，几乎亲口承认了“不当得利”、“违反受托义务”等各项指控的构成要件。然后，当被问及起诉原因时，却在陪审团面前表现出困惑。在法庭上，这种言行间的矛盾本身，往往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安全团队的解散与理想的褪色

安全承诺的流失，不仅体现在机制上，也反映在具体的人和团队上。前AI安全研究员罗茜·坎贝尔作证称，她在2024年至2024年任职期间，亲眼见证了公司对安全承诺的放弃。

她加入时，OpenAI有两支专注长期AI安全的团队：一支负责AI与人类价值观对齐，另一支（她所在团队）则为超人类AI的到来做世界层面的准备。但随着公司越来越以产品为中心，这两支团队最终都被解散，约一半成员选择离开而非内部转岗。

坎贝尔本人曾签署要求奥特曼复职的联名信。她向陪审团解释，此举是出于一种无奈的权衡：她担心若奥特曼离开，OpenAI的员工会流向微软，而后者对AI安全的投入可能更不可靠。“我当时的判断是，让奥特曼回来是防止OpenAI分崩离析的最佳办法。”她的证词，勾勒出一幅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安全人员面临的艰难抉择图景。

非营利外壳与营利内核

如今的局面是，OpenAI的非营利部分几乎已被掏空。所有顶尖人才、核心研究、实际AI模型及有价值资产，均已转移至营利性实体。非营利组织基本成为一个空壳，仅持有营利公司26%的股权，缺乏实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初的OpenAI非营利董事会从未批准向营利性模式转型。其使命始终是公开开发AI以造福人类，而非打造千亿美元企业。当领导层未经批准擅自推进这一转变时，在法律意义上，相当于“劫持”了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成果。这也正是诉讼矛头直指奥特曼及现任领导层，而非原董事会的原因。

信息记录：还原48小时权力博弈

庭审披露的大量内部信息，为那场著名的“48小时罢免与复职”风波提供了鲜活的注脚。奥特曼本人也承认自己并非总是说实话。信息显示，在被董事会解雇后，奥特曼曾连续请求回到办公室与董事会对话，但均遭拒绝。

穆拉蒂在信息中向奥特曼转达了董事会的坚决立场——“他们不要你”，并透露董事会计划用埃米特·希尔取代两人。这些实时通信不仅还原了当时的紧张博弈，也为马斯克一方关于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指控提供了关键证据。

这场审判仍在继续，它像一台精密的手术刀，正在层层解剖OpenAI光鲜外表下的治理创伤。最终裁决如何，将不仅决定一家公司的命运，更可能为全球AI治理与商业伦理树立一个关键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