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成为众矢之的 这种批评是否错位

技术与劳动的关系，堪称贯穿人类经济史的一条主线。

免费影视、动漫、音乐、游戏、小说资源长期稳定更新！ 👉 点此立即查看 👈

一个多世纪前，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机器轰鸣，曾直接触发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五一运动。今天，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冲击着我们对劳动的传统认知。效率的碾压、岗位的替代，让不少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一代，感到了主体性的迷失与价值认同的动摇，“AI崇拜”与“AI恐惧”的情绪交织蔓延。

然而，将矛头单纯指向技术本身，或许是一种方向性的误判。人工智能本质上是生产力跃升的产物，真正的症结，在于它如何与现有的生产关系相适配。与其陷入崇拜或恐惧的情绪漩涡，不如冷静思考：我们该如何与AI达成和解，在智能时代重新找回劳动的意义与人的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主体性的新困局

劳动主体性，简单说，就是劳动者在创造过程中能自主掌控、在成果中确认自我、并通过实践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正从几个维度系统性地消解着这种主体性。

首先，劳动异化有了“算法化”的新形态。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在工业时代表现为“人依附于机器”。到了今天，则升级为“人依附于算法”。当人机协同成为常态，工作模式往往是“算法主导、人工辅助”。OECD去年的报告显示，在美国，九成管理者已采用算法工具来指导或监控员工；欧洲国家的平均采用率也接近八成。在无处不在的算法指令下，劳动者的每一步操作都被无形的数字意志精确牵引，自主性与能动性正被悄然抽空。

其次，劳动者的价值感遭遇空前挑战。即便以当前水平衡量，AI在许多领域的生产效率已令人咋舌。OpenAI的报告指出，在法律分析、数据处理等经济价值高的工作上，AI正快速逼近专业人员水平。高盛则预测，生成式AI的全面应用可将劳动生产率提升约15%。这意味着，即便在编程、设计、创作等曾被视为人类创造力堡垒的领域，劳动者经验的独特性，也正被算法推演出的“最优解”所稀释。这种压倒性的效率优势，容易让人产生深刻的无力感：多年积累的技能，似乎一夜之间贬值了。随之而来的，是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弱化，以及劳动报酬在利润分配中占比的持续走低，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认同的路径变得愈发艰难。

影视飓风创始人Tim感叹AI视频大模型“即梦Seedance2.0”产生了碘伏性效果。 微博

再者，“劳动去技能化”的现象更为凸显。劳动本是实现自我价值、发展潜能的核心途径。然而，AI对就业市场的挤压，正将大量劳动者从需要专业积累的岗位上“推”下来，沉入劳动链条末端的“幽灵工作”中。这类工作，如数据标注、简单内容审核等，零散、低薪、高度重复。有报道显示，面对复杂图像的标注员，完成一项任务可能仅获几美分报酬。这种严重的去技能化，不仅强化了劳动者对AI体系的依附，剥夺了其职业发展的可能，更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理想背道而驰。

人工智能并非造成劳动者困局的根源

面对困局，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应激性的声音，比如主张抵制AI或逃离技术，回归“田园牧歌”。但冷静分析便会发现，AI本身不应当成为被责备的对象。

将AI视为危机根源，背后常隐藏着一个误区：认为AI能独立创造价值，从而令人类劳动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根据劳动价值论，活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包括AI）只能转移其自身凝结的旧价值。AI看似自动化了部分生产环节，但它终究是物化劳动，其惊人产出背后，凝结的是海量科研人员、工程师等高复杂度活劳动的结晶。因此，AI带来的生产力爆发，非但不是对劳动地位的否定，恰恰是对高质量人类劳动潜力的极致证明。

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革命是通向劳动解放的必经阶段。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劳动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AI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正是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为全社会创造更多自由时间的技术阶梯。盲目放缓其发展，不仅会错失历史机遇，还可能在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最终导致劳动报酬降低、就业环境恶化等更糟糕的后果。顺应趋势，加快发展，才是保障劳动者长远利益的正道。

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AI的“应用方式”，而非技术“本身”。马克思在分析机器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机器本身能缩短劳动时间，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了劳动时间。技术的社会效应，从来不由其物理属性单独决定，而取决于它所嵌入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目的。AI作为中性工具，其善恶对错，完全取决于为谁所用、为何所用。当技术被资本逻辑主导，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时，工业革命时期的那些社会病理便会再度上演。因此，与AI和解、重塑劳动主体性的关键，并非在技术层面“做减法”，而是在社会制度层面“做加法”，构建引导技术向善的规则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重塑劳动主体性的现实路径

在智能时代重塑劳动主体性，需要劳动者个体的主动调适，也离不开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

首要一步，是做好人与AI的良性分工。推动AI应用不能搞“大水漫灌”。若不加选择地全面替代，不仅可能引发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的失业潮，在需要情感交互、伦理判断和创造性突破的领域，也可能适得其反。合理的路径是，在社会层面，引导AI优先进入那些人工意愿低、危险繁重或高度标准化的领域，这既是技术扬长避短，也是对劳动者的保护。在个人层面，劳动者则需主动辨识人机比较优势：将重复计算、标准执行交给AI，自己则牢牢掌握价值判断、伦理决策和创意发起的最终责任——这些，正是数字时代愈发稀缺的主体能力。

其次，必须通过教育改革，应对结构性就业挑战。教育是经济学界公认对冲技术性失业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定向培养AI研发、运维等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跨界教育，在法学、医学、设计、农林等各个领域系统性地嵌入AI工具课程，让AI回归其工具本位，塑造大批善用AI、能与人机协同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中国教育报报道“人工智能+教育”。 中国教育报

对于已在职场的劳动者而言，树立终身学习意识至关重要。不能固守既有技能边界，而应善于利用AI作为强大的学习辅助工具，将其变为提升综合能力的“放大器”。一个具备跨领域思维和快速学习能力的人，总能为自己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最后，也是根本性的方案，是优化分配制度，让AI促进共同富裕。当前普遍的“AI恐惧”，根源在于对大多数人而言，劳动首要仍是谋生手段。一旦物质基础得到坚实保障，人们非但不会恐惧替代，反而会乐见枯燥、危险的工作被AI接管，从而将更多时间投入更具意义和兴趣的活动中。因此，分好AI创造的巨大蛋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累进税制、数字经济专项税收、产业收益调节等手段进行有效再分配。未来，随着AI创造财富能力的增强，还可考虑更丰富的转移支付，使其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劳动者不再为生计焦虑，便能更从容地在智能时代的劳动中寻找意义、施展潜能，最终确证人之为人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