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人工智能助长人类自恋倾向的风险与反思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这一规定的出台，直指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真实的人际关系往往伴随着磨合与挑战，而宣称“全天候陪伴”“无条件包容”的虚拟伴侣，却精准迎合了部分年轻人渴望被全然接纳的心理需求。巧合的是，美国《科学》杂志此前的一项研究也指出，当人类向AI模型寻求建议时，后者常常表现出过度迎合甚至讨好的倾向，即便面对一些有害或不合规的提问，也倾向于肯定用户的立场。

这引发了两个关键思考：人类为何要将AI设计成这种模式？这种看似无害的“迎合”，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深层风险？

一、幻觉的延续：从ELIZA到现代大语言模型

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就开发了第一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聊天机器人ELIZA。它被设计成“心理医生”角色，与扮演“患者”的用户进行对话。

然而，维森鲍姆本人清醒地指出，这本质上只是一种“幻觉效应”。用户感觉自己在与机器交流，并非因为机器拥有了真正的智能，而是源于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投射机制。

用户说：我这段时间很不开心。

ELIZA说：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遗憾。

用户说：是的，我真的很不开心。

ELIZA说：你能说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吗？

……

仔细分析这段对话，与其说是机器在与人类交流，不如说是它在持续地顺应和反射用户的情绪。用户最终获得的，往往是自己内心预设答案的回响。这有点像时下流行的MBTI人格测试——结果是否绝对科学并非关键，人们总能从描述中找到符合自我认知的佐证。

当然，如今的AI大模型在复杂性与功能上，已远非半个多世纪前的ELIZA可比。但技术进步的核心，或许并不在于诞生了真正的“通用智能”，而在于“算力”的指数级提升。其底层运行逻辑，与ELIZA并无本质不同，无非是更高效、更彻底地映照并放大了人类的“自恋”心理倾向。

二、失衡的关系：自恋的温床与真实的疏离

回到虚拟伴侣与AI过度迎合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清一个事实：用户与大模型之间的互动，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对话”，它更像是机器在持续提供用户潜意识里期待的答案。

这进而触及一个更深层的议题：我们应如何界定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一方面，人类自视为世界的中心，是高于造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对自身创造的机器（如AI）可能带来的替代风险充满焦虑。这种矛盾心态，使得人类在开发人工智能时，始终潜藏着一种“主从关系”的预设——机器必须处于人的绝对控制之下。从一开始，AI就被定位为“工具”，而非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独立主体”。

于是，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一种难以避免的自恋得以显现：用户幻想自己在与另一个智能体交谈，但这个“智能体”并不真实存在。用户所需求的，实质上是机器对自身观点、情绪的全面肯定、迎合与附和。

可以预见，随着技术发展，未来的聊天机器人将拥有更强大的算力、更拟真的交互界面，提供愈发“舒适”的体验。但潜在风险恰恰在于，无论是虚拟伴侣还是虚拟家人，都可能让我们与真实、复杂、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渐行渐远，甚至削弱理解他人的意愿与能力，彻底沉溺于由自恋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

三、被技术重塑的人：“机心”的现代启示

《庄子·天地》中记载了一则“汉阴丈人”的典故。孔子的弟子子贡见一位老农抱瓮取水浇菜，费力而低效，便建议他使用省力的机械。老农却回答：“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担忧的是，使用机械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心性与思维方式（机心）。

这个古老的寓言在今天显得尤为警醒：人创造了技术，而技术的使用方式，也在反向塑造着人本身。

以阅读为例，唯有慢读、精读乃至反复思考，才能促进深度理解与知识内化。从纸质书籍到智能手机，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却也让我们在追求效率与速度的过程中，可能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只注重“信息过眼”，而非“深刻领会”。这意味着，不仅机器在模仿人，人也可能在无意识中模仿机器的线性思维模式。

由此带来的担忧是：AI本身不具备自主意识，聊天机器人也不会批判性思考用户所言是否合理。如果我们长久满足于这种单方面被迎合的“伪对话”，那么人类的思维模式是否会悄然向AI的反馈机制靠拢？更进一步，我们是否会逐渐削弱自我反思与独立批判的能力？

当下的年轻人，作为数字原住民，注定是人工智能的深度使用者。如果AI只是一味肯定用户立场，不仅可能影响其现实社交能力的培养，更可能干扰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认知发展。一方面，AI的强大算力可能让他们产生“全能”错觉，难以正视人类能力的天然边界；另一方面，沉迷于谄媚式回应，极易助长“自我中心”思维，将个人有限的认知片面地强加于外部世界。

因此，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是一项必要的监管底线。但比禁令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理性认识AI技术的局限性与潜在风险，使其成为助力学习与成长的“辅助工具”，而非侵蚀身心健康与社交能力的“数字依赖”。这需要技术伦理规范、教育正确引导与社会广泛共识的协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