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父母话语不如AI管用的育儿黑洞

这一代孩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从小就同时被算法、社交媒体和AI共同塑造的群体。他们比父母更早学会使用ChatGPT，熟练地用MBTI、“ADHD”、“高敏感人格”、“NPC”等互联网术语来描述自己；他们沉浸于二次元、“饭圈”和群聊暗语，也比上一代人更早接触到关于性别、欲望、自我认同的复杂信息。与此同时，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节奏现实中长大。

一种微妙的矛盾正在浮现——今天的孩子似乎拥有更丰富的世界、更自由的表达、更开阔的视野，却也比以往更容易感到痛苦、疲惫和迷失。很多成年人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这一代孩子。为什么一个点赞能决定他们一天的情绪？为什么同学的一句评论会让他们觉得世界崩塌了？为什么明明什么都不缺，却越来越早地陷入焦虑、抑郁与自我怀疑？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心理咨询师章扬清和精神分析师小柏。章扬清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学本科，后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硕士学位，现为独立执业心理咨询师；小柏目前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攻读博士，曾在法国圣安娜医院接受四年临床实习训练。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观察：当宏大叙事退场、父母权威松动，AI开始替代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时，一个孩子究竟该如何建立稳定的自我？今天的父母，又该怎样重新学习成为父母？

成长在AI时代的10后，“理想自我”离父母更远了

《新周刊》：10后这一代孩子，有什么新的特征？

章扬清：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一代孩子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化。他们在网络上获取各种信息，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态模式——动漫、游戏里呈现的世界观，往往和现实截然不同。许多孩子会探索外貌的多元化（比如非二元性别的外貌），探索性别认同，玩cosplay、做cos委托（cosplay特定的二次元人物陪玩）、买卖“谷子”赚钱。这些在家长眼中早已不是“小众边缘”的活动，而是这一代很多孩子的社交基建。

父母往往很难理解，会带着旧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孩子。孩子也就选择隐藏自己，亲子沟通的阻碍由此产生。当孩子不被理解，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得不到满足时，这些圈子就成了他们的心理避风港。

现代社交媒体和AI向孩子展示了更多机会和更多元化的生存状态，这是时代送给孩子的礼物和机遇。但人们容易忘记社交媒体的表演性质——它只会把能抓人眼球、抓人情绪的内容推到前台。当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时，这种表演性被放大到极致。对于内核还不够稳定的青少年来说，尤其容易产生依附心理。

社交媒体还给孩子提供了大量现成的身份标签：“BPD”（边缘型人格障碍）、“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SD”（自闭症谱系障碍），还有各种MBTI类型。对于一个确实因ADHD而被家长和老师误解为“偷懒”的孩子来说，这种集体认同能帮助其去羞耻化，这对少数群体尤其重要。但如果这类标签被泛化使用，也可能让孩子的身份认同提前固化——他们不一定就是标签定义的那个样子。少年时期的自我认知和探索本是混乱而痛苦的，他们可能会很快认同一个确定的、被社群认可的病名，然后自我设限。

小柏：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时代特点，就是宏大叙事的式微与各种丰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并存。

在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代，子承父业、父母作为孩子认同的参照对象，在中产阶层家庭中比较普遍。那时父母掌握的信息和人生经验很有说服力。但今天，人们受到各种知识洪流的冲击。在目前的家庭结构中可以看到，父母的经验累积可能无法再给孩子的成功提供保障——比如父母对高考专业的信息，可能还不如孩子在社交平台上了解得靠谱。这时，父母的说教失去了知识权威的光环，孩子不再认同和模仿父母，反而很多时候是孩子需要教*父母如何使用手机，而父母则需要通过孩子的发展来获得认同。

在当代社交媒体环境中，孩子认同的可能是网上各种通过图像展示的成功模板。这些模板会给人一种幻觉——有些成就好像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孩子们得到了工具和方法，却直接看到了一个结果。比如你会以为在衣柜面前穿成什么样子，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穿看起来更有钱、更有前景，所以就立刻走这条路。但通过图像模板学到的“理想自我”是极其不稳定的。

信息泛滥的时代，一个图像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和解读，而其背后的立场、动机、社会语境却被淡化了。就像英剧《混沌少年时》里，未成年人生活在网络图像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个人存在很容易因为别人飘过来的几句话就轻易地被毁灭。因为孩子很难参考时间和空间的语境（包括整个社会一致性的规则）去理解别人对自己的评判——我把这个现象叫作“图像的食人性”。剧中的案例虽然极端，但揭示了一个规律：当没有一系列明确的等级关系和形式性规定时，主人公感受到的是自己存在被磨灭的危机，所以才会采取极端行动去反抗。

在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里，无论是父母的言传身教，还是学校的社会课、哲学课，都会教大家逻辑和思辨的能力，帮助大家去探索一个人的立场是什么、他处于什么社会位置、他说这句话的缘由是什么、怎样的历史语境导致他说出这句话。

这会帮孩子获得一套辩证的逻辑思考体系，当图像和三言两语的攻击给孩子造成威胁和焦虑时，它能提供一层保护。北京、上海的一些中产家庭甚至会把孩子送去上哲学课，作为家庭教育的一个补充。

《新周刊》：AI算法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其便利背后又有什么隐忧？

章扬清：这一代孩子的成长当然有互联网深度参与，但大家可能没意识到的是，社交媒体和AI并不是被动等待孩子使用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孩子成长的塑造者和参与者。

自我认同是青少年发展中最重要的任务。传统的认同是“你做了什么，你是谁”；算法时代的认同是“算法说你是什么”。你以为你在表达自我，其实你是在按平台想要的逻辑在表达。孩子还没产生“我想要什么”的念头时，来自网络的答案和图像就已经塞过来了。锤子不会在你拿起它之前就知道你要钉什么钉子，但算法会告诉你“你应该想要什么样的人设和人生”。

结果就是，人们的心理导航从内部移到了外部。但外部的评价是不稳定的，你永远无法控制它，所以自我评价也没办法稳定下来，永远在波动。

英国学校对学生着装要求严格。（图/《混沌少年时》）

温尼科特（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提出：如果一个孩子必须不断顺从环境才能获得认可，他会发展出一个“假自体”来保护那个不被接受的“真自体”。在传统中国家庭里，“假自体”可能只是“听话”；但在今天，它变成了一个需要持续运营的“人设”。

大家应该都听过“超我”这个词。传统的“超我”告诉你“你不该做坏事”，今天的“数字超我”则告诉你“你的生活还不够好”——不够瘦、不够美、不够有趣。短视频时代，这个“假自体”甚至有了很多具体模板，它们的核心信息是：你需要和这些模板一样才配获得关注。当孩子每天努力扮演那个比真实的自己更完美的角色时，他会极度疲惫。

为什么咨询室里碰到这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往往是一次考试失败就很难回到学校，或和同学发生矛盾后就拒绝上学。英国精神分析师亚历山德拉·拉玛提出了一个“弯月面”效应：很多孩子的“自我”像一层水膜，靠着表面的张力，黏附在“好成绩”“好孩子”“被点赞”这些外部容器上。这些自我看起来有形状，但一旦你把容器拿走（比如一次考试失利，或一个视频没人点赞），那个自我就立刻散掉了——因为它没有形成内在的结构。

在中考前，学生会有比较大的学习压力。（图/《阿黛尔的生活》）

另外，传统的欲望实现是3D的——我有一个想要的东西，我会等待，最后可能得到，也可能没得到，然后我会反思。但数字时代的欲望实现是2D的——有一道题不会做，直接用AI扫一下就知道答案了，不用等待，也没有延迟。过去我们需要苦思冥想一件事，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忽然有一天想通了，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和AI马上喂一堆知识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变化下，孩子可能会失去和不确定感相处的能力，也可能会失去对心理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的“过渡空间”——一个介于幻想与现实之间，可以安全地玩耍、创造、犯错、处理挫败感的心理领域。

在开明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反而更容易感到无助？

《新周刊》：在一个平等、尊重的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为什么还是会遇到问题？

章扬清：单纯从物质和资源层面来说，这一代孩子真的被照顾得很好。他们衣食无忧，见多识广，享受着父母力所能及的最好教育资源。在中国特殊的“4-2-1”家庭结构（由4位祖辈、父母和独生子女组成的倒金字塔型家庭模式）中，前两代人的精力和资源几乎都倾注到了孩子身上。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生怕他有一丝不舒服、学业发展走错一步路。

2023 年 11月 21日，北京。一名孩子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家长使用手机。（图 /AFP/CFP）

这种极度精细化的养育看上去是在爱孩子，但孩子最重要的心理免疫力可能因此被剥夺了。韧性需要通过与周围人以及环境发生“摩擦”才能发展起来。温尼科特的观点很经典：我们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足够好的父母。父母当然会犯错，孩子跟父母会有嫌隙，但亲子关系是可以修复的，重要的是修复的能力。父母如此，环境也如此。孩子受到挫折后能回归正常状态，这是培养心理韧性的重要基础。父母不必在孩子哭、摔倒时第一时间让他好起来，而是陪伴孩子，让孩子学会自我安抚。这些“恰到好处的挫折”，是孩子学会自我安抚、信任世界的起点。

但在算法时代，“摩擦”被系统性地抹除了。等公交？不用了，手机随时能叫到车。一道题不会做？不用了，“扫一扫”就有答案。跟朋友产生误会？不用了，联机不成还能玩单机游戏。以后和真人谈恋爱的体验也可能被替代——现在就有很多乙女游戏或AI可以满足这种需要。但这种“去摩擦化”可能剥夺了孩子面对挫折、忍受延迟、修复关系的机会。

小柏：随着现代家庭关系越来越扁平化，父母试图成为孩子的朋友，学会聆听孩子的情绪——这种亲子模式在社会舆论中备受推崇。如果你今天还要当“不民主”的父母，反而会在话语权上陷入被动。

有些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因此发生很大改变。比如在社会上或工作中遇到委屈和困难，家长也会扁平化地去跟孩子交流。这看起来是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没有发展出像成年人一样成熟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实际上是强人所难——就像下属既要担心自己的生存危机，还要帮领导分忧。

这种情况下，孩子要付出很多精神劳动。比如电影《好东西》里的王茉莉，她固然值得称赞，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像她这样。这里面有需要反思的部分——母亲的私人烦恼、母亲闺蜜的生活，也许需要和孩子做一定程度的隔离。

一个孩子既要处理自己和同龄人的人际关系，又要无意识地承接家长的一部分情绪。但青少年的情感心理机制还不足以承受这一切。长此以往，这种以父母的忧虑为先的情感模式，可能导致孩子让渡自己的主体性，不利于健康自我的发展。

而且，某些看似民主和平行的关系，总是暗含着某种不对称性。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天然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就像你的领导可能很民主、很酷，会跟你平等交流，但你毕竟是下属，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要揣测领导的想法，很可能在交付的结果不好时，还要承受领导对你的贬低与情绪发泄。

其实，在以前的亲子关系里，父母的一个职能是对小孩负责。但现在的亲子关系越来越演化为父母告诉小孩“你要对自己负责，做这个决定前先想好了，别后悔”。“对自己负责”是一个鲜明的、有时代感的口号，听起来很公平自由。但如果父母只给了口号，却没有提供情感支撑，它就会变成一种空洞的要求，反而给孩子制造内耗。因为它在形式上切断了孩子求助的合理性——如果孩子自己撑不住了，内心会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现在很多家长会学习各种新的培养理念，有的会直接把碎片化的理论灌输给孩子。比如孩子遇到挫折或与同龄人相关的心事时，向家长诉说，家长会很粗暴地来一句“你要精神独立，有主体性，所以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直接告诉孩子哪一种想法才是绝对正确的。这种理念灌输并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逻辑，可能让孩子产生困惑甚至抵触心理。他们不知道哪一套道理更对、更有话语权，或者为什么这套道理在大人的世界里适用，但在同龄人的世界里又是另一回事。而且这样做，仿佛某种进步理念比孩子的具身情况更优先、更重要。

父母需要关心的是：此时此刻孩子的难受出于什么具体原因？是否需要最实际层面的家校联合干预？孩子有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他是否有能力自己处理跟小伙伴之间的问题？教育观念的传递，不仅需要通过语言，还需要通过身体、感官——其实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并且要通过接触真实的生活，根据实际情况相对化地处理。

《新周刊》：在信息爆炸时代，当大语言模型已经能提供各种信息，教育会面临怎样的调整？

章扬清：我们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下，我们期待一个健康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他应该可以容忍不确定性。家长不必事事都帮孩子安排好，而是留给孩子一些空白；不必提前扫清孩子路上的每一个障碍，而是留下生活中必要的“摩擦”。有些时候家长给孩子做示范，告诉孩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们可以试一试”。

他可以独处，也不逃避依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刷手机”不叫独处。真正的独处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能力——不是用外部信息填满每一秒空隙，而是“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我不焦虑”。当数字系统主导一切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多接触一些其他认知方式，比如反思、艺术、内在体验，多体验当下真实的生活。

他可以在关系里接受摩擦和修复。AI可能会永远顺着你，但真实的关系永远不会完美。电影《她》中，虚拟伴侣萨曼莎从不生气，永远能和人共情，堪称完美。最后当男主人公发现她同时取悦六百多个用户时，彻底感到被欺骗和愚弄——但血肉之躯无法永远完美回应另一个碳基生命。

也许，我们要从“答案提供者”变成“会反思的罗盘”。不要只监控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而是多一点好奇，问问他们在看什么，为什么那些东西让他们感兴趣。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想一想：这个App对我做了什么？它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了我什么？我当时是在用它还是在被它用？这些如此吸引我的东西，背后有什么商业逻辑？为什么有些信息会病毒式传播？怎样能在算法时代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空间，不被算法控制？

小柏：我想到那个经典的AI笑话：有人问AI，离家最近的洗车店只需步行5分钟，人应该用什么方式去；AI按照逻辑思维推算，认为步行5分钟的距离肯定不用开车，步行去洗车店就完事了。但在现实中，人要去洗车店洗车，当然只能开车去。

这个笑话特别能体现我们现在的情况。大家好像被AI异化了，想象性的文字仿佛和真实对应了，但当你真的走出家门，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有很多实质性的、身体性的东西要去考虑。AI语言越是发达，人类越是需要调动身体性的体验，重视感官性，包括嗅觉、味觉等。我们的话语或接收到的图像，是要和空间的物质性发生关系的。如果有机会，家长更应该带孩子接触大自然，或者和孩子一起到某个空间去玩耍、做一些体育活动，这比在家里给孩子灌输某种理念会好很多。

法国有一个很先锋的精神病治疗方式，叫“机构性心理治疗”，由哲学家加塔利建立。当接诊刚来到医院的精神病患者时，医生不会直接把他们推到病房，而是把病床放在厨房，让他们先闻到饭菜的香味，激起一些温暖的回忆。类似地，我们可以塑造某种家庭氛围，让孩子知道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父母可以成为可靠的力量，一家人会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这种家庭凝聚力的展现，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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