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人工智能应用治理论坛在贵州师大举行

7月4日，一场聚焦人工智能应用治理的学术盛会于贵州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场内座无虚席，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都汇聚于同一命题：在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当下，我们应如何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框架？

会议现场盛况。

这场以“人工智能应用治理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命名的活动，由贵州师范大学携手CSSCI来源集刊《新媒体与社会》联合主办，社会科学处与传媒学院承办，法学院等单位协办。来自法学、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围绕AI治理的理论构建与制度设计展开了深度研讨。学术支持阵容同样强大，涵盖了《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多家权威期刊。

贵州师范大学副校长管新福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了问题的紧迫性。他强调，人工智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渗透至信息生产、人际交往与公共管理的各个环节，它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但同时也引发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虚假信息、侵权仿冒等系列治理挑战。这些问题已远远超越单一学科的知识范畴，迫切需要跨学科的协同攻关。他希望此次论坛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深度交流平台，推动AI应用治理研究取得实质性突破。

贵州师范大学副校长管新福在论坛上致辞。

《新媒体与社会》主编、上海交通大学谢耘耕教授在致辞中给出了一个关键展望：2026年将成为AI治理制度建设的关键节点。从近期密集释放的政策信号来看，制度建设正全面加速，学术研究必须以更扎实的成果回应这一历史进程。他特别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紧迫性，直言不讳地指出“跨学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当前许多所谓的跨学科会议，往往沦为各学科各说各话的拼盘式展示。而真正的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需要法学提供归责框架，需要传播学分析信息传播路径，需要公共管理学评估社会影响，还需要计算机科学揭示技术的底层逻辑。论坛从策划之初，就有意推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共同议题展开对话。

谢耘耕教授在论坛上致辞。

在主题发言环节，8位学者围绕AI治理的前沿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北京师范大学喻国明教授深入剖析了主流媒体在智能传播时代面临的深层困境与变革逻辑。贵州大学余清楚教授探讨了AI如何重塑媒体生态。华东师范大学陈虹教授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时代事实核查工作的价值重构路径。复旦大学汤景泰教授揭示了算法推荐与生成式内容对公共认知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余清楚教授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暨南大学林爱珺教授分析了“AI数据投毒”这一新兴风险及协同治理路径。华南理工大学段淳林教授提出了从“可见”到“可信”的GEO核证治理框架。广州大学李春雷教授探讨了AIGC与媒介化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进路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张媛教授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探讨了视觉形象的智能生成与叙事对齐问题。

在主编圆桌对话环节，《现代传播》副主编潘可武、《新闻大学》副主编姜华、《出版发行研究》社长李游、《中国编辑》总编辑龙杰、《中国出版》高级编辑王媛、《未来传播》编辑部主任邓树明等六位学术期刊负责人加入讨论。他们的共识具有明确的指向性：AI治理研究正处于从零散探索走向系统建构的关键阶段，学术期刊有责任为这一新兴交叉领域提供更充分的发表空间，同时研究者也需要在方法论自觉和学术规范性上持续提升。

各位主编在圆桌对话中发言。

论坛还同步开设了学术论文工作坊，20多位青年学者围绕AI伦理规制、深度伪造治理、未成年人数字保护、版权风险防控等议题展示了研究成果。与会专家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现实意义等维度进行细致点评，为他们规范学术研究、深耕前沿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指引。

学术论文工作坊现场研讨氛围热烈。

作为本次论坛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与会代表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研究贵阳倡议》。这份倡议直面当前AI治理研究中的核心痛点，并提出了系统的行动框架。

倡议指出，当前治理实践的困境，根源在于研究本身存在三大脱节。首先，研究范式与对象的演化脱节——治理对象已从“工具型AI”演变为具备自主推理与行动能力的智能体，而现有分析框架仍停留在“输入端控制”和“输出端审查”的线性模式，无法有效回应分布式决策、责任泛化等新问题。其次，跨学科对话停留于浅层拼盘——法学讲责任、新传谈伦理、计算机谈技术、公管说监管，各自表述，缺乏共享的概念工具和互认的方法论标准。没有方法论桥梁的“多学科”很难成为真正的“交叉学科”。最后，经验研究严重滞后于制度需求——2027年《人工智能法》实施条例制定在即，但算法歧视的发生率、深度合成内容的传播规律、AI Agent致损案件的归责困境等关键问题，仍以个案推测和思辨推演为主，缺乏大规模实证支撑。

针对上述问题，倡议提出五项具有操作性的学术行动纲领：

推进“技术—法律—社会”耦合分析框架的构建，将技术、法律与社会视为相互内生、彼此构造的耦合系统。围绕生成式AI内容治理、智能体责任归属、推荐算法信息生态影响三大核心场景，构建“技术运行逻辑→法律规制空间→社会影响机制”的全链条分析模型。论坛发起单位承诺于2026年12月前发布《跨学科分析指南(1.0版)》，明确各学科在研究中的接口规范。

建立研究方法“互操作性”标准。法学论文涉及算法议题的须附具“技术逻辑附录”，计算机科学论文涉及治理议题的须附具“社会影响矩阵”。所有实证研究鼓励采用“预注册”范式，提前公开研究假设与分析路径。这些程序性要求旨在为交叉研究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论保障。

共建“AI治理田野调查”协同网络。联合全国不少于1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发起“中国人工智能应用治理追踪调查(2026—2028)”。围绕大模型内容输出偏见、推荐算法对公众认知的影响、AI Agent侵权纠纷类型等核心议题，建立标准化数据采集工具与共享数据库，以年度报告形式公开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量化依据。

聚焦边缘案例的“极端测试”。重点推进三项前沿研究：AI情感计算对未成年人、老年群体等脆弱群体的依赖与剥削风险及“防沉迷/防误导”双重干预方案；深度合成内容的溯源与可信时间戳司法认定标准；AI Agent自主致损的“人机责任连续谱”理论框架。

建立“研究—政策”快速响应机制。举办系列闭门研讨会，就治理重点议题形成可提交立法与监管部门的专题建议。对重大AI安全事件，于72小时内完成初步分析并形成政策快报，以学术的敏锐性弥补制度响应的迟滞。

与会者合影留念，记录这一重要时刻。

以这份倡议为起点，人工智能应用治理研究有望从零散探索走向系统建构，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攻关，真正回应制度建设对学术研究提出的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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