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院士不约而同感慨基础研究迎来最好时代

“现在是中国开展基础研究的最佳时机。”2026年7月，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中，两位重量级科研机构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钧瑛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的感慨。

耐人寻味的是，两位院士均出生于1958年。一位在细胞死亡领域深入探索生命的微观奥秘，另一位则在追问宇宙中物质的起源与演化。尽管研究方向截然不同，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命题。

基础研究领域，通常周期漫长、挑战巨大、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常被戏称为“冷板凳”。那么，为何如今却被视为“最好的时代”呢？

袁钧瑛是细胞死亡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与领军人物。2020年，她选择从哈佛大学全职回国，执掌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简称“交叉中心”），致力于攻克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难题。

交叉中心独具特色的“PI Chalk Talk”制度，每两周举行一次全体课题组长会议，讨论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与遇到的困惑，并相互提出建议或批评，袁钧瑛也全程参与。“我们全力支持年轻科学家的成长，不论他们是否拥有‘帽子’。科研人员获得的支持力度，取决于其研究进展，而非头衔或称号。”袁钧瑛强调道。

袁钧瑛坦言，之所以认为基础研究迎来最好时代，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已步入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原创性；另一方面，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构建的“长周期支持机制、国际小同行评议制度、失败容错机制”等，为原创性基础研究提供了坚实保障。在这里，研究员刘聪可以十余年专注研究一个与帕金森病相关的蛋白，无需为短期考核焦虑；研究员陈椰林在没有任何人才“帽子”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支持，探索抗抑郁药物的新靶点。这种“不唯帽子、允许试错”的科研环境，正是袁钧瑛眼中“最好时代”的根基。

对张杰而言，“最好的时代”则可以用一张“科研版图”来诠释。

“人类的知识体系分为多个层次，要想源源不断地产出高技术成果，必须要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土壤作为支撑。”作为李政道研究所（简称“李所”）所长，张杰带领团队将探索目光聚焦于“极端宇宙条件下物质的起源与演化”。从四川锦屏2400米深处的PandaX暗物质探测器，到青海冷湖4300米高处的JUST光谱望远镜，再到规划建设于海南3500米深海中的“海铃”中微子望远镜。谈到这一宏伟布局的实现，张杰直言：“如果不是在我们国家，如果不是恰逢这个时代，这样的版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种“大科学研究范式”的背后，离不开国家和上海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定力与持续投入。2025年，上海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到12%左右，较2020年提升了约4个百分点。面对长期原创性攻关，李所也在积极探索“长周期稳定支持、竞争性科研经费、社会捐赠”相结合的多元化资助体系，逐步建立起适配世界一流基础研究机构建设需求的资源保障机制。此外，李所针对青年学者实施的“3年短期诊断加6年长周期考核”模式，旨在从根本上保障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挑战根本性科学问题。

今年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第十二个年头，李政道研究所也即将迎来建所十周年。可以说，李政道研究所可谓是“生逢其时”。张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道：“我们的宇宙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这些未知的探索与发现，对人类今天与未来都具有重大意义。但例如暗物质的发现，究竟能对当下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远未到定论的时刻，因为其价值很可能远超我们现有的认知框架，而这恰恰正是基础研究的魅力所在。”

所以，当袁钧瑛团队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寻找新药，当张杰团队不断叩问“天问”，他们所面向的，是同一个时代命题：在中国，基础研究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支持，而这份支持，终将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