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暑期社会实践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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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堪称发展进程中中国城市一道独特的景观。其身上所折射出的反差与矛盾，实在引人深思。一方面，城市管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纠正各类不规范行为、维护良好的公共环境，这无疑是社会的普遍需求；另一方面，暴力执法的新闻时有耳闻，城管工作给部分弱势群体带来的伤痛也难以忽视。这种矛盾，直接反映在传统媒体与网络舆论呈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上：前者更贴近日常生活，常见“为清除城市顽症，城管英勇出击”这类报道；后者则充斥着负面案例，网络舆论几乎呈一边倒的声讨态势。

任何公共管理行为都难免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因为管理本身就意味着对行为的规范。然而，中国的城市管理为何长期饱受诟病，争议不断？带着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展开了此次社会实践。通过近距离接触城管队员与街头商贩这对矛盾双方，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寻这一矛盾的根源。

梳理各类负面报道，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执法方式问题，例如暴力执法；二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损害。执法方式问题，折射出权力约束的缺失。当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并非城管部门独有，但在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某些执法行为依然“凶猛”，这恰恰说明城管工作所面对的领域，矛盾异常尖锐，以致于不得不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那么，这究竟是谁与谁之间的矛盾？本质又是什么？

城管的执法对象，是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社会成员。经过了解才发现，其对象其实分散于各行各业，并非只针对违规商贩。若能对城管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或许也不会招致如今这般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但显然，公众视线聚焦在了城管工作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上。也就是说，城管工作的目标，与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冲突。然而，城市管理的目标是由政府制定的，并非城管部门单方面的决定。那么，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其职能本应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但现实是，城市管理的结果在不同社会群体间产生了显著差异。

必须明确，城市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城市高效、协调运转，确保城市功能正常发挥。其水平最终要体现在管理效益上——即以最低的社会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地整合城市资源，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城市管理的目标不仅契合日常生活需求，也凝聚了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这些目标本身并无问题，社会对其存在客观需求。那么，矛盾是否源于弱势群体自身的“素质”问题呢？调查过程中，确实感受到部分商贩的文明意识有待提高。但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良好的生活环境难道不是他们的追求吗？问题在于，在各种需求之间，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压倒了一切。为了维持微薄的收入，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其他目标。而城市人口密集的特性，使得这种生存状态必然会影响他人，从而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埋下矛盾的种子。这种贫富矛盾，恰恰通过城市管理活动被外化和激化了。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本应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调和各种矛盾。但在城市环境议题上，富裕群体对高品质环境的追求，被纳入了政策目标；而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却未能进入同等重要的视野。结果，政府的城市管理政策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却对另一部分人构成了限制。为了完成行政目标，城管部门不得不将弱势群体作为主要执法对象。于是，矛盾显现在了城管与弱势群体之间，而背后更深层的穷富矛盾，则被悄然隐藏。

由此可见，尽管存在难以回避的、不同收入群体对公共环境要求的差异，但问题通过城管工作凸显并激化到如此程度，根源在于政府政策本身存在的偏差。提升城市公共环境水平，理应成为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但影响城市环境的一个核心因素是贫富分化。要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维度同样必须进入政府的政策视野。更进一步说，解决贫富分化本身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行政目标，其重要性远高于单纯的城市环境整治。如果政府能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低收入群体便无需在生存重压下放弃对居住环境的追求，城市环境问题也不会演变为如今这般“人为”的困局，更不需要我们的城管队伍如此“英勇”地冲锋陷阵。

城市管理政策应源于全体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而非某一部分人。居民的生活状况由其收支水平决定，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城市环境的要求。因此，政府关于城市环境的政策目标，首先不能脱离大多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一个城市的环境状况，更大程度上受低收入居民生活状态的影响。针对城市环境的政策，应当聚焦于影响环境水平的这部分人群，利用公共财政为其提供生活便利，从而更好地将他们的生活纳入城市规划，减少其对公共环境的潜在负面影响。对于承担公共职能的政府而言，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应有姿态。

具体而言，解决城市环境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政策设计：

第一，需要以公共用地而非商业用地的形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城市空间，而不是一味以发展城市经济为名，让商业开发不断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

第二，政府应通过公共财政，建设更多普惠性的公共设施；

第三，通过行政引导，培育适合低收入群体的市场，如灵活就业市场、二手交易市场、大众化服务市场等，从整体上提升该阶层的平均收入与生活质量。

不难看出，这些措施意味着公共政策需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属于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二次分配职能的组成部分。然而，从当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来看，经济发展与GDP增长仍是首要任务，资本持有者与投资商往往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城市形象工程时常优先于居民的实际生活品质。在这种大背景下，期待城市管理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恐怕还为时尚早。

因此，现阶段我们只能从城管工作的具体层面着手，逐步改善现状。调查中，我们发现每个城管办公室都悬挂着这样的标语（见下图1），它们理应成为执法常态，取代当前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以暴制暴”错误观念。推广“温情执法”，关键在于树立以下观念：

1. 树立以人为本观念，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依靠人民开展城市管理。

2. 树立系统管理观念，立足于城市的整体和全局，从城市和其发展环境的关系，选择城市发展方向和道路，把城市管理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

3. 树立法治观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依法治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见下图2）

4. 还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依据经济规律，运用经济杠杆影响管理对象的利益，调节其行为。运用法律方法，规范利益主体的行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

5. 还要积极引进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并广泛运用于城市管理各个领域和过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要变管理为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着想，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事。

这次实践活动虽已结束，但对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此刻才真正开始。我们需要将这份思考持续下去，不断深入，以青年学子的热情与学识，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让学习在社会这所更大的校园中延续与完善。

武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十不准”

一、不准用生硬、冷淡或推诿的态度对待来访群众。

二、不准擅自设立罚款项目，改变罚款标准，严禁越权执法。

三、不准借公务活动接受礼金礼品，索要赞助。

四、不准以蛮横、粗暴的态度对待当事人。

五、不准刁难或打击报复投诉人。

六、不准发现违章隐瞒不报、弄虚作假，为违章者说情。

七、不准挪用罚没或私分、占用罚没物质。

八、不准压价或赊帐购买当事人的商品或向当事人借钱借物。

九、不准利用职权参与经商活动或为亲戚、朋友拉关系搞经商活动。

十、不准着制服、开执法标志车以执法检查名义从事非公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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