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I时代谁有资格拍电影对话TapNow品牌负责人

电影工业的门槛问题，在过去一百年里，答案简单得有些让人无奈：有钱。

一个导演脑子里可能装着一整个宇宙，但只要凑不齐启动资金——定档期、租场地、组团队——这个宇宙就只能以“构思中”的状态，安静地烂在硬盘和酒杯里。

行业内常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很多时候，万事从没俱备过，东风也从未吹来。一个项目就这么僵在半路，一拖就是两三年。等拖到后来，原本愿意投的投资人撤了，物色好的演员接了别的戏，连导演本人都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兴奋了。这种事太常见了。

然后，AI来了。

两年前，你跟一个电影人聊AI影像，他大概率会甩给你一段视频——里面的人长着六根手指。那时候的AIGC确实还不太行。用户许个愿，机器吐出一段画面，乍看有点惊艳，细看全是破绽。大家管这叫“抽卡”，跟寺庙求签差不多，灵不灵全凭运气。

到了今年，情况完全变了。判断一样东西有没有从玩具变成工业，标准只有一个：有没有人会持续为它掏钱。

字节的视频模型Seedance 2.0在今年二月发布后，国内短剧行业的渗透率做到了约95%。几乎所有AI短剧都在用它，单个模型单月收入超过十亿元。这还是在API没有全量开放海外市场的前提下。火山引擎直接把全年相关营收目标提到了150亿。不止字节。Google的Veo向所有人免费开放，Runway、快手Kling、阿里Wan发展得都很不错。而模型越强，越把一件更要紧的事推到眼前：光有强大的生成能力还不够，创作者还得有办法做出真正的作品。

但生成的素材和好作品之间，还隔着一整条产业链。一段漂亮的镜头不是一部电影，就像一块好木头不是一把椅子。你还需要剧本、分镜、节奏、声音，需要把所有散落的碎片捏成一个整体。

偶像说了句脏话

于是，在今年戛纳，我们找到了Sabrina。

Sabrina是TapNow的品牌负责人，负责创作者关系和全球市场。她是中传导演系出身，干过制片，拍过广告和纪录片，也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她发现欧洲对AI影像的整体态度还很保守，于是放下了定居塞纳河边的打算，回国扎进了这场当时方向还不甚清晰的浪潮里。

她的位置，正好夹在两个世界中间——一边是坚守摄像机和片场尊严的传统电影人，另一边是已经把整个片场搬进电脑屏幕的“新物种”。你必须同时听懂两种语言，才能翻译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这次她带着两部AI短片《纸手机》和《牌子》来到戛纳，参加中国单元的圆桌论坛。她说，在戛纳感受到的既不是单纯的欢迎，也不是单纯的敌意。你能感受到那种暧昧的“起飞”，AI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进了戛纳，论坛、聚会、市场、黑客松、派对，到处都有它的影子。私下里有人激烈反对，有人觉得无法抵抗只能拥抱，但真正愿意公开站队的人不多。很多电影人好奇、担忧、焦虑，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已经在用AI。

5月12日，戛纳经典单元，吉尔莫·德尔·托罗上台为《潘神的迷宫》4K修复版致辞。他聊电影、聊手工、聊那些用化妆、布景、机械装置和皮套里闷了一整天的演员一寸一寸搭出来的怪物世界，最后撂下一句：“Fuck AI。”

托罗说这话，合情合理。一个能用双手和一屋子道具师搭建起整个电影世界的人，当然有资格厌恶“输入几句指令就能做艺术”的手段。他电影里的怪物不是概念渲染，它们有纹理、有重量、有皮套里头喘气的人。《潘神的迷宫》里那只眼睛长在手掌上的怪物，不知道是多少个工时打磨出来的恐惧——靠的是手艺人的时间，不是几句提示词。

守护自己用半辈子搭起来的东西，没什么好嘲笑的。但守护是一回事，垄断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TapNow自己的活动上，Sabrina正准备上台发言。就在她快走上台的几步路里，台上有人提起了托罗头天的“Fuck AI”。场面有点尴尬，Sabrina喜欢托罗，《水形物语》是她最喜欢的电影之一。一个喜欢托罗的人，站在一场AI影像活动的舞台上，要在偶像的诅咒和自己的信念之间找一个落脚点。

最后她上台，说了一句：“请等待吧，让AI碘伏你的想象。”

这不是一句反驳，更像一种耐心。一个做过传统影视、看过AI最粗糙阶段、又选择留在这条路上的人，所能给出的最诚实的回答。

成为通才

戛纳圆桌上，Sabrina给欧洲同行展示了《牌子》这部AI短片的工作流。她拿出来的不是一段成片，而是一张画布。剧本、参考图、人物设定、场景、音乐、音效、视频片段、不同模型跑出来的结果全部铺在一块平面上，在不同节点之间连线。她形容那张画布“浩如烟海”。台下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会后来问怎么学这套工作流的人，很多连最基本的视频模型都没用过。

这就是TapNow在做的事——它不是又一个“一键生成”的抽卡机，而是一块画布，世界首个画布式Agent影像生态系统。“一键生成”解决的是懒的问题，画布解决的是创作的问题。

在TapNow里，创作者的工作不是对着对话框许愿。他可以把所有素材铺开，先跟Agent聊灵感、找参考，再一起头脑风暴写大纲、写剧本、画分镜，然后一步一步从图片推到视频和声音，再推到剪辑线。Sabrina说，平台上很多创作者最开始手里可能只有一个剧本，甚至只有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或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画布的价值，就是一步步引导这种直觉从模糊变得清晰。

在传统影视里，分工是清晰的。传统影视里的导演更像一个老板，对作品整体负责，但摄影、美术、剪辑等各个环节都有更专精的人去完成。很多事情只需要上传下达，不需要亲力亲为。但到了AI电影里，导演反而更需要成为一个“通才”。

在AI工作流里，很多时候没有一个美术指导或摄影指导站在旁边替导演兜底。创作者必须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构图、什么风格、什么摄影机参数，也要学会把模糊的感觉精准地描述出来。所谓“通才”，不是一个人真的取代所有工种，而是必须对每个环节保持感知。

这也是AI影像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以为技术进步意味着传统艺术院校里的专业训练不再重要。实际上，AI取消的只是部分操作门槛，而不是判断门槛。软件可以变得简单，生成可以变得更快，素材可以变得更便宜，但对于镜头的把关、对于节奏的掌控、对于故事逻辑的斟酌，仍然需要人来判断，而且判断需要更精准。过去这些细节被不同部门分别守护，也被工业流程层层包裹。当AI把片场折叠进一个人的工作流里时，创作者反而不得不重新看见它们。

这件事有点讽刺。传统电影工业系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会把很多具体的努力磨平。夜以继日的勤恳，在庞大的流程里很容易被吞没，最后只剩下片尾字幕里一闪而过的名字。而AI这个最常被批评为“抹平劳动”的技术，反而把那些被庞大系统拆散、遮蔽和压低的细节，重新摊到了创作者面前。它要求你从螺丝钉的位置上退出来，看见每一个微小选择背后的劳动，重新理解整个系统。

没有理由再拖延

Sabrina在戛纳遇到一位TapNow的签约创作者，传统影视出身。他的一个长片项目筹备了三年，剧本改了又改，前期推到了关键阶段，最后还是因为现实问题搁置了。三年心血，付诸东流。后来他用一个月做了一支AI短片，把它带到了戛纳。他对Sabrina说了一句话：“AI出现之后，所有导演已经没有理由再拖延自己的表达了。”

你不能再说没人赏识、没有钱、找不到演员、等不来东风。如果你真想讲一个故事，你现在随时可以开口。借口没了，剩下的就只有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故事要讲。这是AI给创作者的礼物。

虽然它降低了进片场的门槛，但“成为好导演”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摄影机更便宜了，片场更容易搭了，可真正稀缺的东西和传统影视行业相比并未改变太多——你依然要有能力把故事讲精彩。过去你可以把平庸归咎于命运和资源，现在工具摆在眼前，平庸就只能归咎于你自己了。

AI压缩的是操作的门槛，放大的是判断的门槛。当一个视频模型能在短剧行业做到95%的渗透、单月收进10亿，这背后一定意味着被省下来的人力。低层级、重复性、纯操作的活儿确实在被压缩。但真正懂镜头、懂审美、懂叙事、懂交付的人，反而更抢手了。

唯一真实的

TapNow带去戛纳的另一部作品《纸手机》，并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属于AI的奇观短片。人物关系简单，故事也不复杂：讲一个小男孩攒下15块钱，想给去世的奶奶买一部纸手机，烧去另一个世界。影片后半段，镜头只是停在小男孩身上。他坐在车里，捧着那部15元的纸手机，呆呆地看着它。慢慢地，观众会意识到，他在等着什么。他相信奶奶也许真的会从另一个世界，给他打来一通电话。情绪，就在那一刻发生了。

所谓AI生成的“虚幻”，反而不再重要了。当一部AI短片能让观众产生真实的情绪反应，它就已经开始进入电影真正要面对的那套评价系统里。戛纳放映这片子时，《镖人：风起大漠》的总制片人——袁和平的女儿——在台下看哭了，不少观众也红了眼眶。这才是关键。如果一部AI影像观众看完只会想“这部作品像真人拍的”，那它永远只是个替身。真正要过的那一关，是让观众忘掉背后的工具，先被作品本身击中。

Sabrina说，这个故事真要实拍，几个场景一天就能拍完。反而用AI来做现实题材，比生成太空和幻想世界要困难得多。AI最擅长的是生乘人类没见过的东西，而《纸手机》偏偏拍的是一个小孩脸上的停顿，一件15块钱的执念，一个人傻乎乎地等天堂来电。这是AI做起来最费劲的题材——现实主义要求你极精细地抠真实质感、前后衔接、人物状态，每一帧都在考验你对“真”的理解。所以在她看来，《纸手机》像一个里程碑。它让很多导演意识到，AI不只能拍科幻、超现实、玩视觉概念，也可以进入文艺片、现实主义和更细腻的情绪表达——以一种朴实的方式。

有人在戛纳的圆桌上问Sabrina：AI出现之后，什么才是真实的？她回答说：“唯一真实的，是你的感受。”

红得更快，也凉得更快

短剧行业那95%的渗透率，是一个关于“量”的数字；《纸手机》是一个关于“质”的信号。AI对内容工业的改造，不会是一条直线从电影院一路平推到底。它更像水，会先从缝隙里渗进去。哪里预算敏感、周期紧、视觉需求重、年轻人缺资源，哪里就先被浸透。短剧、广告、电商，这些交付频繁的行当已经被重写了一遍生产流程。

比如广告，它本来就需要夸张视觉、快速提案、反复试片。过去要拍南极、太空、风暴、未来城市，得动员美术、特效和一整支拍摄队伍。现在品牌方可以先让导演带着AI团队生成好几个方向，再决定把钱花到哪个方向上。有些机会已经发生在商业现场。导演欧阳英豪和TapNow合作南极探险广告大片后，在广告圈的名誉和位置都有明显提升。

Sabrina说：“AI影像的赚钱逻辑跟传统影视没有本质不同，真正改变的是钱花在哪里。过去花在人力、实景搭建、拍摄周期和现场执行上，现在挪到了算力、小团队、创作者的审美上。”

在人们固有的认知里，电影工业的入场顺序往往是先获得资源，再开始创作。现在，这个顺序正在被AI改写：先做出作品，再争取资源、平台和市场的承认。这对年轻创作者尤其重要。Sabrina说，现在的很多草根创作者，或者过去有故事想讲却很难真正讲出来的人，有机会更快地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表达。这是AI影像最让人兴奋的地方之一。

但被看见，并不等于真正安全。AI确实能让新人更容易被看见——电影节在开设AI单元，平台在做创作者计划，品牌方在到处找新鲜的视觉风格。但Sabrina说，她接触到的很多AI明星导演其实都很焦虑。这个时代捧出一个明星太容易了，新工具、新平台、新单元、新榜单，都可能让一个名字迅速站到聚光灯下。但今天可以是你，明天就可能是别人。这个月你的风格还算新鲜，下个月新模型、新工作流一来，注意力就会被立刻卷走。AI让成名变快，也让高光变短。

对年轻创作者来说，AI打开的并不是一条稳定的捷径，而是一个流速更快的入口。它让更多人有机会把作品拿出来，但也要求创作者持续证明自己真的有持续表达、持续创作、持续更新作品的能力。这也是Sabrina在做创作者生态时更在意的事——比起短暂地“造星”，她更关心平台能否给创作者提供一个持续产出的土壤。

电影属于章鱼

离戛纳电影宫两百米，有一间戛纳大酒店的宴会厅。TapNow在那里办了派对和颁奖典礼，来的人是对AI感兴趣的创作者。Sabrina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电影属于章鱼》的作品：讲人把章鱼捉进海洋馆，逼它写下“电影属于人类”；后来章鱼回到大海，反过来把人捉走，逼人写下“电影属于章鱼”。

影片放完，全场尖叫欢呼。这当然不是传统老电影人们会觉得舒服的东西，但一个新的文化信号，最初往往就是这样冒出来的——在主流还在犹豫的时候，文化的生命力先在边缘长出来了。TapNow在北京组织过一场48小时的动画黑客松，里头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有粗粝的，有精致的，有怪得不知所云的。她相信，AI最后不会只剩一种味道。工具越是标准化，人的差异反而会越明显。

AI之所以让传统电影业这么不舒服，原因恐怕不是“它会取代导演”——这个理由太表面了。真正被搅动的，可能是一个更抽象的问题：谁有资格拍电影？托罗那句“Fuck AI”，守的是一套资格制度。那套制度值得尊重，里头装着几十年的手艺和尊严。但TapNow讲的是另一拨人的故事——那些原本一辈子都走不进戛纳的人，现在正一个一个推门而入。他们没有足够拍电影的钱，没有团队，没有数年的筹备期，但他们有故事要讲。

所以，Sabrina更愿意相信马丁·斯科塞斯的那句话：“电影为什么一定要是它曾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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