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费三年，头部基金公司表面稳坐牌桌，实则已走上三条路

公募基金降费两年：座次未变，赚钱逻辑已悄然重构

公募基金行业的降费改革推进到第二个年头，如果只看总管理费收入的排名，头部格局似乎纹丝未动：易方达、华夏、广发、富国依旧稳坐前四，天弘、招商的位置也基本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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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将总管理费增速、产品数量扩张、主动权益依赖度以及单只基金的创收效率这几个维度放在一起审视，一个更清晰的图景便浮现出来——头部公司之间的分化，其实已经悄然加深。

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正在涌动。有的公司凭借平台化扩张在低费率时代稳住了阵脚，有的依然依赖主动权益业务来撑起利润弹性，也有的因为产品结构或明星基金经理效应，在行业逆风中暴露出更强的脆弱性。排名变化不大，但赚钱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费率、规模与效率：头部公司的三条岔路

从天相投顾的数据来看，2025年总管理费排名前四的基金公司座次与2024年完全一致；天弘和招商也分别守住了第八和第九的位置。变动主要发生在中间梯队：汇添富上升两位至第五，中欧重回前十，南方和嘉实则各自下滑一位。

单看名次，这种变动算不上剧烈。但名次的稳定，绝不等于经营状态的稳定。真正值得玩味的，是管理费收入与产品扩张速度之间的背离。将管理费增速与基金数量增速放在一起对照，头部公司的分化路径远比榜单本身更为清晰。

第一类，可以称之为“费率压降型”。这也是当前行业最普遍的现象：基金数量增加了不少，但管理费收入并未同步增长。嘉实、南方、易方达、华夏、招商，大体都属于这一阵营。

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公募费率改革直接压低了主动权益等高费率产品的收费水平；另一方面，新发产品的流向越来越集中于指数基金和ETF这类低费率品种。结果就是，产品名录在扩张，但收入的“含金量”却在下降。

以2025年为例，易方达和华夏分别新增了52只和67只基金，但其中主动权益产品仅有6只和10只。新增产品的主体是低费率产品线，管理费收入自然很难与数量扩张保持同步节奏。

第二类是“规模扩张驱动型”。其特征是管理费增速与基金数量增速大致同步，富国、汇添富、广发、天弘更接近这一特征。

2025年，富国基金数量增长15.69%，管理费增长14.32%；汇添富基金数量增长14.79%，管理费增长10.16%。虽然并非完全吻合，但整体节奏比较接近。这类公司的核心在于，它们在保持新发节奏的同时，没有让收入结构被低费率产品过度稀释。换句话说，它们依然保有一定比例费率相对稳定、规模较为扎实的产品作为“底盘”，因此在降费背景下还能维持相对平衡的创收能力。

第三类则是“高效率型”。在头部公司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欧基金。

2025年，中欧基金产品数量增长18.28%，但管理费增长达到了25.68%，是前十公司中少数管理费增速快于产品数量增速的。背后的关键在于其新发产品结构：当年新发的34只基金中，有14只是主动权益产品。在A股市场阶段性回暖的背景下，主动权益产品的规模弹性和收入弹性都更强，这使得中欧的管理费增长跑赢了单纯的产品数量增长。

由此可见，2025年的行业图景已经相当清晰：大多数公司都在面对“增量不增利”的现实压力。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在扩张，而在于扩张出来的，究竟是实实在在的规模，还是真金白银的收入；是产品名录上的数字，还是可持续的赚钱能力。

这并非个别公司的困境，而是降费改革之后，整个行业的管理费逻辑正在系统性向低费率、规模化方向迁移的必然结果。

主动权益依赖度：从63%到22.6%的结构鸿沟

一家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除了主动权益，还来自债券、货币、指数、ETF等多条产品线。主动权益管理费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高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家公司在降费改革中受到冲击的深浅。

从这个指标来看，头部公司之间的差异相当显著。

第一类是高依赖度梯队，即主动权益管理费占比在50%以上，代表公司包括中欧和兴证全球。

其中，中欧的依赖度最为突出。2025年，中欧总管理费为38.12亿元，其中24.02亿元来自主动权益，占比高达63%。兴证全球约为53%，在头部公司中仅次于中欧。对于这类公司而言，主动权益业务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是市场向好时利润弹性的主要来源，也是行情低迷时经营波动的直接放大器。

第二类是中间梯队，主动权益占比大致在30%到45%之间，汇添富、富国、嘉实、易方达、广发基本处于这一范围。

这类公司虽然依然依赖主动权益贡献相当一部分收入，但已不再是“单腿走路”。债券、货币、指数和ETF等业务，构成了一定的缓冲带，能够对冲主动权益降费和规模波动带来的部分压力，使得整体收入结构更具韧性。

第三类是低依赖度梯队，主动权益占比低于30%，华夏和南方是较为典型的代表。

其中，华夏基金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2025年，华夏总管理费为71.12亿元，其中主动权益仅贡献16.06亿元，占比只有22.6%，较2024年的37.2%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然而，华夏的总管理费并未因此下滑。相反，从2024年到2025年，其总管理费从60.87亿元增长至71.12亿元，成为少数在降费环境中实现总管理费逆势增长的公司。

关键就在于其早年对ETF和指数业务的前瞻性布局。作为国内最早系统性布局ETF的基金公司之一，华夏在指数化投资时代开始兑现红利。虽然单只ETF产品费率不高，但在规模快速做大的乘数效应下，总管理费收入依然获得了坚实支撑。南方基金也有类似特征，多元化的产品线构成了降费背景下的有效缓冲。

说到底，主动权益依赖度越高，公司在降费与市场波动中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依赖度越低，则意味着公司拥有更多可以倚仗的“第二条腿”，也就越有可能在行业结构迁移中保持定力。

平台型与精品店型：比拼的不只是锋利，更是抗压

如果说总管理费反映的是一家基金公司的平台厚度，那么单只基金平均管理费所揭示的，就是其单产品的创收效率。

从这个维度看，行业同样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平台型”基金公司，如易方达、华夏、广发、南方、富国。这类公司的特点是产品数量多、覆盖范围广、总管理费盘子大，更多依靠平台能力、渠道网络和产品线的整体厚度取胜。

平台型公司的优势在于一个“稳”字。由于收入来源足够分散，即便某一只产品表现不佳，或某一位基金经理出现波动，也不至于让整个收入结构剧烈摇摆。它们更像一支体系化作战的集团军。

另一类是“精品店型”基金公司，如睿远、泉果、中庚、兴证全球。这类公司并不追求庞大的产品目录，而是依靠少数核心产品、明星基金经理和清晰的品牌认知，实现更高的单只基金创收能力。

其中，睿远是较为典型的代表。2025年，睿远仅有5只基金，平均每只基金管理费高达1.11亿元，约为易方达单只平均管理费的六倍，精品店模式的效率优势相当突出。

但精品店模式的问题也同样明显：它的优势很锋利，弱点也很集中。

2024年至2025年，睿远单只基金平均管理费从1.64亿元降至1.11亿元，降幅达32%。泉果和中庚的下滑则更为剧烈。同期，泉果单只平均管理费从1.09亿元降至3521万元，降幅达67%；中庚则从9025万元降至2365万元，累计降幅高达74%。

中庚的案例尤为典型。2024年7月，核心基金经理丘栋荣离职后，公司管理规模迅速缩水。Wind数据显示，中庚总规模从2024年末的363亿元降至2024年末的136亿元，缩水37%；2025年进一步降至105亿元，较上年末再降23%。

精品店模式一旦遭遇核心人物变动，其影响往往是直接且剧烈的。2024年中庚单只管理费大幅下滑，主要是规模缩水所致；2025年继续回落，则更多反映了费率调整的影响。在规模和费率的双重压力下，精品店模式的脆弱性被充分暴露。

相比之下，睿远和泉果还拥有相对更强的品牌号召力，以及由私募业务积累带来的额外支撑，这是中庚难以比拟的缓冲垫。

兴证全球则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位置。它既保留了精品店的风格与效率，又具备了一定的平台规模。2025年，兴证全球拥有79只产品，平均每只基金创收4135万元，在有相当规模的基金公司中，效率仍属领先。

但无论是中庚、泉果、睿远还是兴证全球，精品店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软肋：一旦核心产品失去增长动能，或者核心基金经理离开，公司就容易承受明显的业绩震荡。

而平台型公司家底更厚，收入来源更多元，本质上构建的是一套旨在穿越周期的稳健体系。

在降费时代，这两种模式并无绝对优劣之分。顺风时期，精品店模式往往更具爆发力和锐度；逆风时期，平台型公司则更容易显示出其韧性和抗压能力。

结语

降费改革步入第三年，行业真正的变化，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排名浮动，而是深入到了赚钱逻辑的重构层面。

过去，主动权益是许多基金公司当仁不让的利润引擎；如今，指数化、ETF化和低费率化正在系统性改写这套旧公式。谁能在低费率时代建立起新的平台优势，谁能在主动权益之外找到稳定的第二增长曲线，谁就更有机会在下一轮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

从这个意义上说，头部基金公司的分化，并非简单的“你升我降”，而是三种不同经营逻辑的渐次展开：有人依靠平台化扩张守住基本盘，有人凭借主动权益维持利润弹性，也有人在追求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承受更大的波动风险。

行业的座次表或许尚未经历大洗牌，但牌桌上的游戏规则，已经悄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