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邓煜杨植麟等天才为何如此松弛

这次中国两位数学家荣膺菲尔茨奖，确实令人眼前一亮，也顺势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教育体制与人才发展的深度探讨。其中一位获奖者邓煜，因其广泛的个人爱好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于是，一个经典问题再次被推上台面：是否越松弛、越懂得生活，科研就越容易取得突破？

许多人对此争论不休，毕竟近年来，中国新生代科学家与产业家的作风，确实与前辈们大相径庭。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学者，似乎总带着几分不合群的怪脾气，不谙人情世故。这其实是一种全球通行的刻板印象。客观而言，前沿理论研究确实需要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一样米养百样人”，科学家的风格千差万别，翻阅他们的传记便一目了然。

可惜，比起传记，刻板印象的传播速度更快。以霍金为例，他名气够大，但国内仍有大量读者未曾读过他的传记。因此，当他和爱泼斯坦的丑闻曝光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污蔑”。然而传记中写得明明白白，霍金的私生活本就颇为热闹。倘若真正了解实情，便不会感到意外。

这种“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过去很有市场，这属于国际性现象，不必动辄归咎于中国。比如经典美剧《生活大爆炸》，其另一个译名《天才也性感》，正是对旧有刻板印象的调侃，试图打破固有认知。但问题在于，这部剧在破除一些刻板印象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比如大家对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诸多看法，便与之脱不了干系。只能说，刻板印象的传播力实在太强。

抛开这些不谈，科学家若能保持相对松弛的状态，总体上对科研是有利的。但需注意，松弛本身也不能靠刻板印象来定义，而应因人而异。每个人感到松弛的方式各不相同，盲目模仿他人的方法，十有八九会适得其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司组织团建，本意是让大家放松，结果因与员工的实际生活习惯脱节，反而引发怨声载道。

再比如，月之暗面的创始人杨植麟，作为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对摇滚乐情有独钟。公司名称“月之暗面”便源自平克·弗洛伊德那张最著名的专辑，公司内部许多部门命名也采用了乐队和专辑的名字。他本人年轻时曾组过乐队，音乐无疑是他放松的一部分。但你能指望所有计算机科学家都热爱摇滚乐吗？显然不现实。

与人的许多习惯一样，如何获得松弛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长环境。邓煜喜欢动漫，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能接触到大量动漫作品；杨植麟对音乐的喜爱，也源于时代变迁，大家接触到的文娱内容日益丰富。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让各种文娱传媒的接触渠道呈现爆发式增长，不同时代的人对娱乐的理解自然不同。这一代科学家的娱乐方式更贴近大众认知，因此大家会觉得他们更为松弛。单纯指责上一代人如何，未免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与其说新一代科学家更懂得享受生活，不如说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整体上更会享受生活了。说到底，过去几十年中国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生活条件改善，在人类历史上都堪称独一无二。生活好了，对生活的理解自然更加多元。这和科学研究一样，不能只谈人，不谈时代背景。既然在缺乏合适工具的情况下，许多天才科学家都没能解决一些复杂问题，那么我们也应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享受生活”的看法，本就天差地别。

比方说，我们以前的科学家，真的没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奖项吗？真的是因为所谓的“文化”和“制度”问题吗？当代科研早已不是单靠天才就能完成的工作，哪怕是数学这种极其依赖天赋的领域，也需要计算机辅助。我们过去科研成就有限，或许更多是受物质条件限制，实在没必要搞那些莫名其妙的自我反思。

另外，也得承认，确实有一部分科学家，会把工作本身视为放松。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但也没那么复杂。说到底，对一些人而言，完成工作的成就感就能让他们松弛下来。要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每个人感到松弛的方式，注定各不相同。

再往后看十年二十年，我们下一代年轻科学家的娱乐方式可能会更加多元化，而我们这些人，可能会因为历史惯性以及生理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达到极限，觉得这些年轻人“莫名其妙”。所谓的代际差异，就是这么回事。中国发展太快，各行各业都会出现不同形式的代际差异，真没必要动辄搞什么“反思”。

最要不得的，就是用获奖数量来进行生活方式上的反思，这反而会让人忽视真正的问题。以日本为例，国内吹捧日本诺贝尔奖多，是本世纪初才流行起来的。但日本那些诺奖得主的成果，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做出来的。进入本世纪，尤其是2010年之后，日本科研产业的衰落程度非常惊人，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多。直到最近几年，日本科研经费大幅削减，科研工作几乎全靠留学生支撑时，大家才后知后觉。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菲尔茨奖有年龄限制，它反映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科研成果。邓煜他们获奖，证明了我们二十年前的教育制度是合理的。至于诺贝尔奖，它延迟的时间更长，而且有些领域一年颁发一次，其实并不符合科学规律，很多“低垂的果实”早已被摘完，反而有点分大饼的味道。所以中国在诺奖领域的爆发，可能会更晚一些。

虽然未来中国肯定会迎来一波奖项潮，但奖项终究是过去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在的问题。比如有人拿这次菲尔茨奖攻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说“怎么没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但求真书院是2020年之后才组建的，第一批学生才刚刚毕业。反思社会问题如果连最基本的时间观念都没有，那得出的结论一定毫无意义。

产业界的情况倒是好一些。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证明科研水平已经达到了顶级。人工智能就是当下科技界的大方向，说不定以后科研都得依赖它。产业界和教育科研制度之间的延迟关系，明显更低。

如果真要说有什么问题是现在需要反思的，那就是如何让人才把潜力兑现出来。如今在各方面科研上，我们的设备已经很接近先进水平，但人才管理这个国际级别的老大难问题，在我们这儿显得尤为尖锐，也是中国科研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

上文提到，因为时代不同，代际之间的观念差距非常明显。在具体管理上，就形成了上一代观念的人，管理下一代观念的人的局面。科研机构和许多大公司里的矛盾，很多就是这么来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何在环境里释放人的潜力，是管理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很不幸，这个问题没什么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在人工智能上的表现。谷歌是人工智能人才最丰富的公司，没有之一，但最近几个月在AI上的表现却很不稳定，而谷歌也不缺算力。或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才因为各种摩擦，并没有发挥出全部价值。

在这方面，Deepseek可能是个更积极的例子。虽然之前有新闻炒作说Deepseek核心员工离职，但对AI业界有了解的人都知道，Deepseek的离职率其实是最低的一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待遇吗？Deepseek的待遇当然不错，但比起大厂也没什么优势。或许梁文锋的管理方式起了作用。之前就有多个信源说，Deepseek不怎么加班，因为梁文锋认为加班不一定能释放生产力，这或许就是Deepseek的秘诀。

另一点有趣的地方在于Deepseek的招聘。最近Deepseek正在扩大团队，招聘信息自然是保密的，但各路媒体通过拼凑信息，还是得到不少有意思的消息，其中包括Deepseek喜欢竞赛生，不怎么喜欢那些资历很华丽的老一辈。或许是因为，竞赛生在智力上有保证，而Deepseek有信心发挥出这些人的智力上限。

当然，管理模式这种东西不是靠模仿就能成功的。但我国当下很多管理模式确实有些过于陈旧了，这是发展的一大障碍。比如加班问题，很多加班根本不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只是管理层单纯想发挥一下权威，相信加班一定能带来好处。但这种模式只会影响生产力发展，加剧社会矛盾。这种问题不止发生在公司，在科研院所里，抱有类似陈旧观念的管理者也不在少数，这是一个全社会性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善劳动者的环境，但想打破不正确的加班观念，可能还得推动社会层面的思考，政策也不是万能的。这些青年一代的科学家和产业家，就是个很好的思考起点。所以关于这些问题的反思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应该被拉到某些“民族性问题”上去，那不过是上一代某些知识分子的路径依赖，是他们用来让自己“松弛”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说句不好听的，留给我们思考真正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变革，至于这变革是进步还是灾难，关键要看社会意识能不能跟上生产力。不需要宣传中无所不能的AGI，即使人工智能依然按现在的路径发展，不产生什么石破天惊的新能力或复杂的自我意识，它依然有能力在五年或十年之后，消灭大量白领岗位，同时对科研产生根本性改变；而机器人技术即使达不到尽善尽美，也足够消灭掉很多制造业岗位。

我们真的准备好面对这些问题了吗？中国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和产业家，对自己的行业与社会，都有很深刻的思考，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也都有自己的理解，对未来的社会也有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我们身边还有不少人，依然对许多问题抱有旧日的观念。

比如关于菲尔茨奖和这些年轻科学与产业界人士的讨论，他们又回到了那套无聊的传统反思模式里，觉得一定是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出了问题，而不去思考真正的现实命题。因为他们的思维长期活在这个舒适区里，已经跳不出来了。这些人对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事。

青年科学家和产业家对社会的思考当然有借鉴意义，但这种思考不能靠模仿别人，得靠每个人自己的思考。在这种时候，避免那些只会每天反思“民族性”的人占领中国舆论场，是我们在思考当下与未来时，十分重要且不可回避的一环。

我们都希望未来会更好，但科学技术并不总能带来美好的生活。只有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这一点。处在历史转折之中的我们，理应去把握住关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