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历史改编争议：被美化的道德与失真的代价

◎北大獾

表现宋朝结束五代十国纷争的电视剧《太平年》是近年来堪称凤毛麟角的历史巨制，其出色处在于塑造了无数有血有肉的英雄豪杰，并将其纳入天下太平的历史大势之中。

颠覆认知的历史改编

无论名相如冯道、桑维翰，帝王如郭威、郭荣、赵匡胤，藩臣如钱弘俶兄弟、南唐后主李煜，权臣如胡进思、水丘昭券、沈虎子，他们或是历史上的名角却缺少丰满的银幕形象，或是本来不为大众所知，如今才因该剧引起注意。尤其是冯道，人人皆知他是五代十国政坛上的“不倒翁”，以为不过是八方迎合的“墙头草”一类人物，本剧则将其委曲之中的坚守，避祸之外对于天下黎庶的担当呈现了出来，给人以此前未有的认知。而全剧恢弘沉稳的气度，对历史事件的精细描摹，美不胜收的典雅画面，都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剧集开篇以张彦泽为中心，尽显五代十国军阀混战导致的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惨状。历史上本有“食人”之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曾以之为蓝本着意描摹，然而一直缺少相应的影视表现。这一次的呈现可谓压迫感十足，给人以强烈震撼。

而对于吴越国的王位之争，尽管编剧做了相当大的改动——在剧中保全了实际上于六郎在位时就被赐死的三郎性命，又虚构了实际上终身被软禁的大郎日后复出参政的情节——却仍然将皇权更迭之际，政治与亲情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六郎、七郎、九郎，各有各的挣扎、痛苦、决断，都能牵动观众的肺腑。而全剧最令人震撼的一幕，则是吴越忠臣水丘昭券之死，甚至一度使人掩卷（关机），不忍继续追剧。

该剧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对历史的呈现并未亦步亦趋、束手束脚，而是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尤其以郭荣、赵匡胤、钱弘俶三兄弟的惺惺相惜，为其最大胆的改编。相比郭荣一出场即是胸有丘壑的少年英才，赵、钱二人则都有完整的成长弧光。赵匡胤从一介武夫成长为天下之主，钱弘俶从天性纯良的少年成长为执掌吴越30年的一方诸侯，都可谓自然流转、有迹可循。

用杀人诠释勇猛的败笔

不过，既有改编，就有失真。兄弟情的设置，也给这三个人物都增添了道德化的色彩，使得本剧时常有使人难以置信之处。这既是改编本身导致的，也往往是改编后的人物设定无法贯彻始终所导致的。

譬如在本剧前段，钱弘俶敢于在大殿之上公然刺伤张彦泽，这成就了钱家九郎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也成为其此后广受尊崇的原因之一，而这完全来自编剧的虚构。或许编剧自己也觉得此举颇为大胆，以至于叫赵匡胤与郭威初次相见时，由后者表达出困惑：一来张彦泽是颇为狠辣的厉害角色，二来其与吴越本身并无宿怨，何以钱弘俶有这么大的胆子？这当然是钱弘俶心怀天下的表现，而观众也跟着一道热血沸腾，可算是兵行险着而效果颇佳的艺术处理。

然而，为了延续钱九郎的勇猛设定，也因为编剧对于国家治理术缺乏想象，此后每当想要表现九郎的威风，就会安排他凭借宗室光环随意杀人。九郎坐镇温州，先砍了知州欧阳宽，以至于连反派都要感慨：“那是一州知州啊，不请教命，不经司法，说杀便杀。”历史上钱弘俶并无此事，编剧之所以编造这样的情节，本意是想要给古人贴金，其实却是不负责任，平白给人物增添了“残忍嗜杀”的一面。

结果，历史上的古人反倒要比剧中的“今人”更有法治精神，这也和全剧“太平年”的基调大相径庭。编剧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于是往往在九郎大肆杀伐以后，安排一段百姓感激涕零，或是九郎夫妻温情脉脉的戏份，可惜此类表达过于直露，根本无力驱除弥漫在剧中的血腥之气。这堪称全剧的一处败笔。

过强的道德感伤害全剧格调

在表现赵匡胤代周立宋的段落中，编剧过强的道德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全剧的格调。无论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还是杯酒释兵权，本都是充分计划的结果。如果说编剧设计了郭荣私授黄袍给赵匡胤的情节，还可见其巧思，那么反复表现赵匡胤在陈桥的纠结，恐怕就大可不必了，着实显得虚伪。

“杯酒释兵权”本身已是历史上极少有的平稳权力交替，编剧却要叫赵匡胤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什么“天下人都是朕的兄弟”，实在有些肉麻。显然，编剧不愿接受赵匡胤的改变，仍然试图延续其最初最为重情重义的人物个性。于是任由这种脱离历史的粉饰与说教发展下去，终于在赵匡胤去世、弟弟赵光义继位之际，表现得格外突兀。编剧认定“雪夜斧声”并非如野史附会一般，是赵光义篡权的明证，这自然是可行的。但非叫赵光义含着泪说：“轮到我担起来了吗？”恐怕就是对人物的过分拔高。毕竟，赵光义在继位后的几年里，先后清除了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侄子、弟弟，这是编剧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概言之，凡由乱世入治世，英雄豪杰之伟大，往往在于其非道德的特质。然而《太平年》的编剧显然认为，若是不表现道德，就不足以吸引观众，这就导致了全剧最大的缺陷：对封建帝王的美化。仿佛政治成功者必然是道德高尚者，可结果往往是意在美化而实为丑化。

全剧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钱弘俶初次入宋，和赵匡胤促膝长谈，表示“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而赵匡胤显然对此极为赏识，第二天还在独自回味，这却是割据势力所不可能具备的觉悟。其实吴越面对强权，能做到“纳土归宋”，全一国、一姓之平安，已是难能可贵，若是非要将其塑造为早已迫不及待，一心只有“大一统”，显然过于违背历史事实。

全剧结尾，作为钱氏宗亲领袖，大郎君于弥留之际对九郎说：“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不绝的，是一代又一代不肯坐享其成，肯挣扎，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这堪称点睛之笔的金句消除了九郎“纳土归宋”的后顾之忧。不过，这也已经超越了钱氏一族的立场，而成为对天下百姓的赞叹。事实上，结束五代十国的混战乱局，迎来天下一统，真正受益的是普天下的民众，而不可能是割据多年的偏安政权，所以也就完全不必刻意表现其一心向国的高尚品格。这正是《太平年》用力过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