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机构如何做出世界级科研

人类大脑包含约1000亿个神经元。如果将每个神经元视为一个微型处理器，那么这1000亿个CPU集群每天仅需几顿饭的能量即可高效运转——这种极致的能效，目前的硅基人工智能依然望尘莫及，也凸显了脑科学与仿生计算的研究价值。

在北京，活跃着一群脑科学研究者，他们致力于更清晰地解析人体最复杂的器官——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并努力将这份认知与人类健康、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其中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来自同一家新型研究机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简称北京脑所）。该机构有一个独特标签：“不设人员编制、不设级别、不定机构规格”，俗称“三无”机构。但正是这种灵活机制，使其近期频频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重磅成果，并成功孵化出可落地应用的脑机接口系统与创新药物。

过去一个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就连续收获两篇国际顶级期刊论文。苏俊实验室首次实现人类胚胎着床前五天发育过程的“高清”成像；李文辉实验室则阐明了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宿主细胞过程中的关键机制。两项突破性成果均发表于《细胞》杂志。

若将时间线拉长，自2005年建所以来，北生所以通讯作者单位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刊上累计发表论文71篇，并走出了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充分展现了其基础科研的深厚底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外景。图片来源：北生所

短短二十年，北生所能够在国际科研舞台站稳脚跟，其秘诀恰恰藏在“三无”机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直言：成立北生所的初衷，就是从机制创新入手，在中国本土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基础研究机构的路径。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能否吸引海外年轻人才，让他们回国从头做起，最终成长为世界顶级科学家，在中国做出原创性突破？”邵峰本人正是那四位院士之一。2005年，他刚结束海外博士后研究便选择回国加入北生所。在他看来，“三无”机制赋予的学术自由，正是科研人员保持创新活力的坚实土壤。

然而，这种自由并非毫无方向。邵峰指出，北生所在人才引进与指导年轻独立研究员（PI）确定研究方向时，始终追求有价值、有品位的基础科学研究。打个比方：如果一个难题几十年无人能解，你是否能设计出巧妙的方法来攻克它？

这种自由同样体现在合作模式上。北京脑所高级研究员赵瑚团队长期深耕组织透明化与三维成像技术，他们开发出名为TESOS的全新透明化包埋技术。简言之，该技术能使小鼠组织变得“透明”，从而获取覆盖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的完整三维神经网络成像。借助这些数据，研究人员能直接观察神经纤维在全身的分布、走向与连接关系。

小鼠耳蜗的高分辨率三维成像结果。图片来源：北京脑所

“我们已成功实现成年小鼠全身神经系统的均一微米级分辨率三维成像，数据总量高达70TB。”赵瑚表示，如此庞大的数据量单靠一个实验室难以分析。但依托北京脑所的平台，影像中心、计算与数据科学中心的力量可以高效整合。他指出：“多个平台协同辅助我们实现最前沿的想法，全世界具备这样条件的科研院所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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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刻意追求转化，成果反而自然而来

就在几天前，北京脑所与北京芯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北脑一号”半侵入式智能脑机系统，完成了第27例临床植入。过去一年，这套系统已成功帮助肢体瘫痪患者实现运动功能替代与神经康复，同时让言语障碍患者实现了约百个常用中文词汇的解码输出。

“这项工作既涵盖基础研究，如电极与算法研发，又要将其转化为合格的医疗器械产品，涉及合规审查、临床试验等环节。”芯智达公司总经理张垒（同时兼任北京脑所仪器仪表中心主任）透露，“北脑一号”计划2026年完成全部入组，2027年申报注册证，目标是打造一款“可复制、可推广、可上市”的医疗器械。

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产品图。图片来源：北京脑所

在北京脑所、北生所这类基础研究机构中，像这样从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正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机构还孵化出一批创新型公司，推动成果步入临床试验乃至上市阶段。

举例来说：北生所李文辉实验室于2012年发现乙型肝炎及丁型肝炎病毒的功能性受体，破解了困扰人类40多年的乙肝感染关键机制。基于这一发现转化成立的华辉安健公司，正分层次、滚动式推进抗体药物、受体阻断药物等新型药物研发。其自主研发的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商品名：华优诺®）已成为我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

不过，北生所与北京脑所的多位研究员一致认为：科研成果转化是基础科学研究自然结出的果实。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转化”的功利目的，过程反而容易走样。

邵峰直言：“前十年，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转化问题。只有在取得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后，才有机会赋能创新药产业。”北生所不鼓励年轻PI过早关注药物转化，而是强调先把基础研究做扎实，机会自会浮现。

这种“水到渠成”的方法论，或许正是两家“三无”机构能够产出大量实际成果的根本原因。

赵瑚的话语十分朴实：“我对神经科学的核心兴趣，就是想弄清楚神经元究竟长什么样——这其实非常不容易。”在他看来，基础研究往往并非直接针对某个实际问题，而是源于好奇心，为了回答问题而突破传统技术、设计新方法。“有些当下看似无用的技术，未来一定会对生物医学产生实质影响。”

尊重好奇心，也尊重科研本身的规律——这一纯粹特质已在北生所、北京脑所等“三无”机构中充分体现，并正在更广泛的科研界激起层层波澜。

提及人才培养，北生所副所长杜立林表示：“我们更关注学生在科学问题上进行了哪些有意义的探索，以及他们在科研过程中是否获得了成就感与满足感。”北生所毕业的500余名博士中，约三分之一在国内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担任教授或独立研究员——这一比例本身，正是宽松学术氛围对学生成长的积极印证。